除了军事和经济之外，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野心：让中国成为足球强国。任职中国足协的德国教练和德国汉学家分析了妨碍中国足球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
“我称之为机器人足球。”伊塞克（Lars Isecke）这样描述他在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中经常看到的情况。在那里，教练们经常要求反复演练：”两名球员面对面，在不改变位置的情况下将球传给对方。”
伊塞克是一名德国足球教练，在德国足协的青年部门和教练员发展部门工作多年。近年来，他担任中国足协教练员培训负责人。他说，”我并不感到惊讶，中国国家队中有些球员只能单方面传球，对队友没有了解，对空间、时间和传球位置没有感觉。”
然而，中国自有宏图大志——不仅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而且在足球方面也不甘为人后。自2015年以来，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全国性足球计划。在习近平本人的推动下，中国的足球雄心甚至被制定为国家级目标。这个目标的确非常励志：到2030年，中国男足应该成为亚洲一流；到2050年，跻身世界强队。
学校功课太重，踢球哪有时间？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男足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中位列第79位，并且仅有一次机会入围世界杯（2002年）。今年，历史也不会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又没有获得卡塔尔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伊塞克经常听到这样的理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怎么也能找出11名天才球员来组成一支优秀的球队。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中国不缺钱也不缺基础设施，却并没有涌现几百万活跃的足球运动员，甚至几十万都没有，活跃的足球运动员仅有区区几千人。伊塞克从文化和社会寻找原因。
“学校系统不允许有足够的自由进行创造性的体育教育。仅仅是课堂时间就会从上午持续到下午。”伊塞克说：”这与数小时的家庭作业相结合，年轻人哪里还有时间踢足球！”据这位德国教练说，在中国，一群朋友或左邻右舍在下午或周末随时抽空踢个球都很难做到。
独生子女与精英主义教育
在柏林任教的德国汉学家、文学和语言学专家吕恒君（Hangkun Strian）同意伊塞克的看法。”由于中国的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儿童的日常生活压力很大。”她告诉德国之声：”在社会竞争中获得机会的唯一途径是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并考入精英大学学习。”因此，父母更愿意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例如上课后辅导课，而不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比如踢足球。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5年才有所松动。吕恒君认为这也有一些影响。”父母和祖父母往往对孩子过度保护。”她说，”根据中国古代传统，从事体育运动被认为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在足球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很高。许多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冒风险特别谨慎。在中国，受欢迎的运动往往是那些安宁而和谐的种类，例如乒乓球或羽毛球。”
团队合作与害怕犯错
伊塞克指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在足球场上的另一个后果。他说：”中国人在团队运动中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团队合作。”在中国家庭，一个孩子往往受到父母和四个祖父母的共同关注，可能会鼓励自私自利的行为方式。
还有另一种文化现象，也常常妨碍人们在足球场上自由发挥。
“在亚洲，人们非常害怕失去信誉和尊重。”伊塞克说，”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就会失去公众的尊重。所以与其做错事，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伊塞克认为，这种心态在球场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球员们根本不想要球——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成年人。只要球队里有外国人，他们就把球传给外国人，并且总是不想它回传。”
中国球员少有机会到国外踢球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数据，在国外踢球的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数量很少。其中，有17人在西班牙效力，但没有一个人进入最高级别联赛——甲级联赛。还有12人在葡萄牙踢球，其中4人效力于东方龙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立于2014年，专门用来请葡萄牙教练培训中国球员。
共有10名中国球员在德国踢球，但没有一人进入前三级职业联赛。其中两名球员，王博文和李先成，在第四级联赛的云达不莱梅二队效力，但都不是常规首发球员。
外国教练未能发挥潜力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足协和中超联赛的俱乐部都喜欢聘请外国教练，期待他们用专业知识帮助改善中国足球。尽管足协和俱乐部都舍得为此花钱，但是他们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外国专家很少参与制定通常由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批准的计划。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些计划中预估的人数，例如教练，与实际上可以找到的合格教练数量并不相符。
不过，伊塞克对中国足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充满希望。中国足协开始专门征召一批前国家队球员，在明年对他们进行集训。其中有前德甲职业球员邵佳一，以及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踢球的前中国国家队队长郑智。从长远来看，这两名球员可以帮助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要满足习主席的足球野心，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