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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小说如何才好? 许友彬:让小孩来定义

68岁的许友彬,老读者唤他“瘦子”,而在学生读者心中,他则是亲切的“许爷爷”。身为红蜻蜓出版社创办人的他,著有《七天》《十月》《闪亮的时刻》《55年》等畅销儿童小说,成功带动本地儿童阅读长篇小说的风气,部分作品更被改编成电视剧。许爷爷的小说,着着实实陪了一代孩子成长。

近几年,许友彬表明自己不多接受访问,因为总是后悔自己说错话——说太多真话。

丑话摆在前,每道问题他都答得严谨而周密,淡然的语气不时会露出某种犀利,认真的神情丢出的有时却是诙谐的话语。

早年投稿各报撰写散文,行文幽默风趣;年到半百才执笔创作第一本儿童小说,出乎意料成功大卖,掀起本地少儿阅读长篇小说的风潮。许友彬至今共出版超过30部儿童小说,在他看来,一本儿童小说好不好,全由小孩说了算。

“我觉得,好的儿童小说是由小孩子来定义,不是由我们大人来定义。我发现,小孩和大人的看法不一样,大人会着重用字、文学程度,但是小孩都不看这些,他们更在乎故事本身。因为我们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的眼光认为好就是好。”

“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不在于讨好读者,但他其实在玩弄读者,像魔术师变戏法,他要你吓到就吓到,要你开心就开心。”(摄影:陈文贵)

大学修读动物学 “读的全是没用的东西”

他曾说过,自家出版社命名“红蜻蜓”,因为蜻蜓是飞得最快、看得最远的昆虫。当然,出版品若还能“红”,再好不过。有这番联想,或多或少与他在大学修读动物学系有关。

动物学系,冷门的科系。当初他所就读的大学如今也不见这门科系了。“因为我们读的全是不实用的东西。”

那些不实用的知识包括昆虫的分类、翅膀的花纹、动物的交配……但又不停留在生理层面。“我们也会读母鸡照顾小鸡时所展现的母爱、黑豹跳跃时的肌肉伸展有多么美丽等等。所以这是一门很艺术的科系,了解动物很美的部分,欣赏动物。”

好玩的是,课堂并非总是困于教室。有时会到河里观赏虾只怎么游泳,有时又跑进森林和山洞抹黑探险。“你会觉得生活很有趣。那时完全没想毕业后要找什么工。”

没想过未来志向,但也没停止笔耕。从中学开始写作投稿的许友彬,在大学三年级已是《学生周报》的专栏作者,笔名“瘦子”。这些专栏文章后来集结成书——《大学生手记》与《教书匠手记》,颇受欢迎。毕业后,他当过老师,也待过出版社编排教科书,直到1999年创办红蜻蜓出版社,50岁时才创作了第一本儿童小说《七天》。

《七天》里有总鳍鱼和老虎,《闪亮的时刻》里有杀人蜂……如今回看,当初学而无用的动物学知识,后来都潜移默化地丰富了他笔下的世界。

许友彬至今共出版超过30部儿童小说,其中,《七天》《闪亮的时刻》《十月》《鹅卵石》和《青色的围墙》都被改编成儿童连续剧,足见影响力之深远。(摄影:李淑仪)

作家最怕抄袭别人,更怕抄袭了自己

2006年发表的《七天》,至今已累积超过10万本销售量。往后的每一年,许友彬都有新作面世,直到2022年受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助教作家,才中断了这项纪录。

问他可曾遇过瓶颈,他说,瓶颈不在故事大方向,而在细节处的描写。他把这样的阻滞“怪罪”到气候上。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天气太热,把头脑烧坏了,所以我写不好。以前遇到这种瓶颈,我就开车到福隆港去住几天。晚上很凉。酒店窗口对着森林,森林有芬多精,我相信芬多精会刺激脑袋。所以我白天睡觉,晚上打开窗口写通宵。很奇怪的,好几次遇到瓶颈,去到山上,就解决了。”

除了芬多精,许友彬相信,影像也会刺激脑袋。有一阵子,他写不出小说,中午都会到公司附近的电影院看戏,鬼戏也看,马来戏也看,不为精彩剧情,只求某个画面足以刺激大脑发挥想象力。

作家得要时常刺激自己的脑袋,因为许友彬说,比起被控抄袭,作家更怕不小心抄袭了自己。

继《七天》后,他陆续写了十多部生活化的小说。某天在写作时,他赫然发现笔下的故事情节彷佛已在前作出现过。“我心里响起警钟,不行了,不可以了。那好,我就改写科幻小说。”因此,从2014年开始,许友彬接连创作出“不完全人类”“星际远行”“非常AI”等科幻系列小说。

“换一个世界,换一个天地。可能我科幻小说写完了,或会再改写其他类型的小说。我们最怕的是重复自己,所以必须不断开拓。”

创作儿童小说,许多题材都不能碰,语文也得规范,这会不会是一种束缚?许友彬反倒认为,将自己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归咎于束缚与限制,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拍一部爱情电影,即使没有亲热画面,也可以拍得很感人。我觉得被限制反而是一种艺术,挑战你怎么在不被限制的范围内更大地发挥创作。”(摄影:陈文贵)

儿童小说文学不文学?

谷歌许友彬的名字,“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是网络上普遍冠给他的头衔。可吊诡的是,将儿童读物纳入文学范畴,似乎也还未在本地成为主流声音。对此,许友彬直率回应:“我写我的,根本不理文学不文学。”

儿童小说是写给学生看的,所以文字必须浅白,情节必须易懂,还得符合语文规范。这样的标准,似乎跟很多人想象的文学作品有所出入。

许友彬坦言,早年写作时也曾在乎词藻是否足够华丽深奥,自从开始创作儿童小说才“放下身段”。后来的他觉得,华丽词藻只是表面功夫,对整部小说所起到的作用不大。

“我觉得写作人有很多阶段。某个阶段你会想要表现自己懂很多字,某个阶段你会选择更贴切的字。但当你用字谨慎了,又有人会说你写的东西像白开水一样,没什么文学味道。而我不想受这些批评的话语影响。”

退一步说,文学不文学,也无关他当初创办红蜻蜓出版社的初衷。

当年,有人跟他说,要在马来西亚经营一家出版社不容易,因为蛋糕就这么小。所以,许友彬踏入出版业最大的目标,是想着要让多一些人喜欢阅读。“其他的批评我都不在乎。”

“我的满足感来自于学生读者的喜欢。这样我就够了。别的对我都不重要。以前我们写作,很多朋友会说你写得很好,我从来都不相信。等到有一天,小朋友来跟你说他喜欢你的书,突然会觉得很感动。”

小时候的许友彬,都在看些什么儿童读物呢?“小时候,父母不给我们看漫画,其实没有多少儿童读物。大概小学五年级,才开始看《学生周报》,也会看妈妈的杂志,比如《妇女与家庭》《伴侣》等。”(图片来源:许友彬脸书)

作品畅销,就是在迎合读者?

纵观大马文坛,许友彬似乎也是极为少数的全职作家。

回溯出版社全盛时期,大约是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不只是许友彬,包括其他红蜻蜓出版社作家所推出的书,大多能卖出上万本。一本书所赚取的版税,足以让作家存活一年。

想要单靠写作过活,作品畅销似乎得是一个大前提。可在近期的两场讲座上,许友彬连番遇到读者抛来同一道问题:“在迎合读者与文学创作之间,你是如何取得平衡?”他不得其解,写出流行的作品,笼络很多读者的喜爱,就意味着作者是在迎合读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也有点酸酸的味道。难道人家以为我一直在迎合读者?我们写小说的人,就像是舞台上的魔术师,我们希望给你一点刺激,一点开心,什么都好,但我不会应着你的要求来表演。我这个人只能够变出一只白兔,你要求我变出一朵花,我也做不到。我喜欢写什么,我就写什么。”

这些年,人们总说纸本书难销,许友彬也在想,真是大家不爱看书了,还是我们没有等到一个畅销作家的出现?

“做出版有点像赌博,你永远猜不到结果。有些书我以为只能卖3000本,结果卖3万本。这是一个很刺激的行业,因为它一直在转变。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放眼未来,他认为,科技与网络的出现,降低了出版成本,扩大了阅读市场,带来更多机会与可能。如今,作家已无需再仰赖出版社发表作品,因此只要作品够好,成为职业作家的可能性绝对是更大的。

“一生过去了,原来比较想当画家”

2020年,许友彬出版了散文集《小小的许友彬在小小的时光中》,记录他12岁以前的小小故事。为何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不写此刻的生活光景,却转头挖掘童年记忆呢?他说,这本书原非为读者而写,本来是写给孙子看的。

“我想到,我对父母的印象是在他们40岁以后,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童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谈恋爱。我来不及问他们。这是我人生的遗憾。年轻的部分,我在‘瘦子’那阶段写过了,年老的部分,我也在很多访问中谈过了,反而是童年的部分,我觉得需要交代一下,如果我的孙子要看就给他们看。”

小小的许友彬,其实没想过当作家,要书写大量文字,在他看来是件困难的事。他的梦想反而是当一名画家,上学时,画作获得老师表扬是常有的事。

“可是,我画图,没人给我钱,我写作有稿费。整世人就这样被误导了。写到60岁,来一个MCO,很得空,我就回头想,我不是要做画家的咩?”他不忍失笑,语气却很诚恳,“一生过去了,忽然觉得,原来自己比较想当画家。”

作画对许友彬而言,就像打坐坐禅,什么都可以不想;而写小说则费心得多,必须时刻构思人物的言行举止。图为他在疫情期间用电脑作画的作品,画的都是他儿时记忆。(图片来源:许友彬脸书)

既然想当画家,那就去当画家。于是,过了耳顺之年的他,在疫情期间从头学习用电脑作画,成功在2021年画出了一本绘本《呼哈!呼哈!》。

“那段日子,每天六点醒来就思考当天要画什么,天天画画,觉得很开心。后来画了一本绘本,自己还是不满意,眼高手低,画家还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与画画相比,写作的过程要劳心得多,但也一样令人开心。搁下画笔后,许友彬其实也持续创作了两三部小说,暂时却没有出版的计划。

“写了之后就放在一边。以后可能也不会发表。因为我觉得写的过程已经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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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仪

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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