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书坊（Gerakbudaya）创办人张永新今年75岁，人们更常亲切唤他“Pak Chong”或“张老板”。书店尽头的茶几上，备有事先泡好的一壶茶。正要开始述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前，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厌烦还是疲累。从童年回忆、年轻时投入社运、扣留营时光，再到今日经营独立书店的理念，他说着说着逐渐眉开眼笑，许多细节处都不愿轻易跳过。当天，我们用了三壶茶的时间，纵穿他70年的人生。
访谈约在午后两点半，避开张永新中午的午睡时段。“最好不要中午来找我。”这是他好多年前在扣留营里养成的作息。每日清晨，他固定在书店外的空地做早操。“运动到流汗，45分钟，再冲凉上班。”这也是他在扣留营里养成的纪律。
空地旁栽了花草，也种了果树。“小时候我是住在椰园里的。我们在扣留营里也会种菜，增添伙食。”跟在张永新身后，观赏他的园艺成果，视线却不断游移在他身上那件有领T恤，背面印着“向暴力说不！”五个字。
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都在张永新身上烙成深刻印记，通通有迹可寻。
17岁成为劳工党学员，曾到街上游行示威，逃躲催泪弹与红头兵的追捕。20岁不知何故关进扣留营，8年后才获得释放。出来后，他做过杂工，写过文章，也在学院教过书；先后加入雪华青与人民党，一度当上人民党署理主席。直到52岁，他决定不搞政治，专心搞出版，抱着传播真理的初衷出版批判性书籍，惹上几次官非，书店至今仍屹立不倒。
“但我的人生不精彩啦，又不是成功商人，也不是政治家，有什么精彩？”他说。自谦里掩不住满足与自豪。
上街游行示威 两次身陷囹圄
前半生几乎都把自己投掷到社运与政治活动里，若要追溯最初的政治启蒙，想来是小学时经常翻阅的《水浒传》。
小时候的张永新，学业成绩并不优异，课外书倒是看了不少。他轮番细数四大名著，《红楼梦》和《西游记》看不入眼，《三国演义》还行，唯独《水浒传》可以一读再读。“英雄豪杰的义气啊，108条好汉逼上梁山反抗地主恶霸啊，这些看了最有兴趣。”
升上中学，手边读物换成了巴金、茅盾、鲁迅、老舍等人的著作，慢慢积淀成他的思想底色。当时，校内还有地下学习小组，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阅读《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牛虻》《松树的风格》等作品。“这些作品给我们影响很大。”
初中已留级数次的他，顾虑家里没什么钱，高中读了一个月决定辍学。那年不过17岁，他白天打工，晚上则窝在劳工党支部，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唱歌跳舞、补习读书，少不了参加那个年代频繁发生的示威活动。
“60年代，越南战争，援越抗美啊，反对货币贬值啊，我们去马路上写大字：打倒帝国主义。”在他记忆里，当年的镇暴队严酷得多，不会先商讨解散的可能，一来就放催泪弹抓人。“劳工党和人民党领袖被捕，我们又去示威抗议。我给他们抓了两次，上法庭，去新山监狱坐牢，一次是坐20天，一次两个月。”
积极生活充实自己 扣留营8年“时间不够用”
1968年，张永新被送进柔佛麻坡政治扣留营，一直延扣了8年，而扣留的具体理由从来没人明说。他推测，该是在校时参与了学生活动而受到牵连。
扣留营有别于监狱，关在里头的并非刑事罪犯，反而有不少律师和大学生、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自由度相对更高。举例来说，若伙食不新鲜或不足秤，扣留者还能提出投诉，要求多能得到满足。
对出身穷困、没有家室的张永新而言，扣留营的生活并不会太难挨，不仅无须为三餐苦恼，扣留者还自行组织学堂上课，精神粮食一样饱足。
“当然有时会想念爸妈，妈妈每来看我一次，我就伤心一次。但我尽量都不去想外面的世界，一想就很痛苦，不如专注于怎样在里面打发时间。”
他倒是很擅长打发时间。早晨锻炼，中午午睡，下午展开休闲活动，踢球种菜弹乐器，多姿多彩。到了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学习，有历史课，有医药课，还有语文课，不怕日子难以消磨。
可不是每个扣留者都把生活过得如此充实，有的醉心捕鸟，有的懒得动弹，有的滋事打架，有的深陷思念之苦，而张永新始终选择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反正现在我被关了，我要卧薪尝胆，我要积极看待。我每天起来运动读书、运动读书，时间过得很快，时间不够用。”
“如果没进扣留营，或许跑去吸毒也说不定”
时间不够用，他感叹，8年只够用来习好马来文，来不及一并掌握英语，但如今回首，这已足以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
“如果我没有进扣留营，我就没有机会把马来文学好，出来后或许只能当一个普通劳工，可能找不到工作跑去吸毒也说不定。”
在这之前，其实张永新一句马来话也不会说。讽刺的是，他在居銮成长的乡村，就叫做马来乡村（Kampung Melayu）。虽同住一村里，马来人与华人的住处分布却像楚河汉界，纵使偶有往来，但面对邻居的攀谈，不谙马来话的张永新完全无以应对。
这样不行，他想，若要在马来西亚搞社运、搞政治，就必须利用肉身受到禁锢的这段日子学会马来文。
“从最浅的学起，每天读6小时，后来读到高级语法去了。早上，我们会读报纸，大大声读，看到新闻里有生字，拿去背，很有效的。两年以后，换我教人了，这样反而学得更快，因为教人之前必须先搞清楚，不然会被问倒。我也开始阅读很多印尼小说，很高兴。”
学懂一门语言，思维也会有所改变，验证在张永新身上的是身份认同的转换。他后来都自称群岛人（Orang Nusantara），靠拢的是一种更多元、广袤的文化认同。
反抗暴力与压迫 绝食抗议36天
说到这里，张永新不忘回头澄清，扣留营这段经历给他的人生带来正面影响，并不意味他认同扣留营是符合民主自由的存在。
扣留营里可以拥抱充实的生活，但扣留营里也有明目张胆的暴力与压迫。
有次，看守员前来将人带上庭，却史无前例逼迫扣留者戴手铐。“扣留者不是罪犯，去医院，去法庭，我们都不需要戴手铐。但那时落实新条例，要我们戴手铐，我们反对，双方开始打斗，最后派镇暴队来打我们。”
有次，一名扣留者因为耳朵出了毛病，日夜都听见噪音，看医生也于事无补，最后不忍痛苦上吊自杀。“大家很生气，这算是一种迫害，因为没有好好医治他。”营内爆发绝食抗议，张永新也参与其中，罢食36天。看守员将抗议者集中整顿，过程不乏拳打脚踢。随后，这场抗争在国际特赦委员会与扣留者家属的施压下落幕。
绝食那么多天，不折磨吗？
“不会啦，看你怎么看待。当然你会饿，会不舒服，身体会逐渐冰冷无力，就这么简单，饿多几天就没感觉了。”
囚禁不会苦，绝食不会苦，晃眼8年终于获释，得要重新适应没有围篱与铁壁的生活，或许才是真正的考验。
“你看啊，我在里面很充实，每天看到同样的人，同样的墙壁，同样的花草，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不会觉得8年很久。一出来，哇，糟糕了，当年的邻居小孩，如今都能驾车载我了，很多东西不一样了。要找工，要学骑摩托，人有一点不能适应。”
年过半百淡出政坛 致力生产“文化子弹”
那是1976年，他28岁，在扣留营里锻炼了身体，吸收了新知，难得重获自由，却还是只能流连在建筑工地、板厂、戏院等地方打工，心里难免不甘。期间，他与昔日营友合作翻译《马华新文学简史》，因而认识了大马经济学家佐摩（Jomo K.S.）。得知佐摩愿意让他借宿，张永新在1985年毅然离乡北上，来到八打灵再也。
他蜗居佐摩家的小车房里，在天地间有了一寸方地可以专心写作，“这个时候最快乐了。”他写政治，写经济，也化名“张晓兰”写女性主义文章。
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参与青年组织与政党活动。
1986年加入雪华青时，张永新已三十来岁，是青年团里最老的成员，直到1993年超龄不得已离开，转身又到韩江新闻专科班教书，身边围绕的一直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最重要，我不要去找老朋友话当年，没有前途。我一出来就在想办法走向年轻人，我跟他们打成一片，我很高兴。”
他后来也加入人民党，协助该党前主席赛胡先阿里参选。2003年，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成为人民公正党（PKR），起初张永新仍是最高理事会成员，后来慢慢淡出政坛，专注于文化出版事业。
“因为我觉得搞文化也是很重要。我看到很多书出版了，没人分销卖出去。其实我们做出版的，等于在制造子弹与武器给政党，这何尝不也是很重要。”
出版批判性书籍惹议 “总要有人触碰界限”
文运书坊在1998年诞生，两年后成立企业公司，兼顾书籍出版、发行分销与书店零售。从印刷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是张永新当年跟从佐摩四处演讲、卖书所学到的技能。直到2014年，文运书坊才有了今天位于八打灵再也第11区、嵌在独立式洋房里的实体书店。
“我们的出版社，宗旨很明确，就是出版批判性书籍，传播真理。”
批判性书籍如何重要？
“有批判才会有辩论，才会有进步。有些虚伪的、错误的东西，我们要去批判。现在我们的社会太多奉承，把错的说成是对的，假的说成是真的。还有些人是不敢批判，面对权贵势力，批判不是那么容易。”
批判了，然后呢？
“揭露真相啊。当然我们批判必须有建设性，要提出alternatives（替代方案），你同不同意是一回事。”
文运的出版品并非不曾掀起争议。
2018年，登嘉楼苏丹后针对《砂拉越报告：揭露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内幕》内容发起诉讼，案件仍未告一段落；2020年，《重生：新马来西亚的改革、烈火莫熄与新希望》封面被指侮辱国徽，张永新为此公开道歉；同年，内政部将已出版7年的《同性恋没问题！一位基督徒的观点》列为禁书，后来获得高庭批准解禁；2021年，前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出版回忆录《我的故事：荒野中的正义》被政府调查，张永新因此被传召问话……
“批判”常常与“勇气”挂钩，因为这条路不会没有风浪。而张永新说，他不是比较勇敢，事实是恐惧往往源于无知。
“如果每个人都怕，那就糟糕了。我很清楚这不值得怕，有些东西根本没问题，你为什么要怕。如果我不客气地说，你会怕，是因为你很愚昧。我们要去碰碰看嘛，你碰到了，就知道到了界限，你不走，老是在很远的地方说这个不行那个敏感，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要走嘛，我们要尝试嘛。”
“迎向挑战 人生才会过得爽”
现实里，敢于触碰界限的人终究不多。
这些年，他接受不少媒体采访，常常透露着苦无接班人的遗憾。而今再问他，他扩大了“接班人”的定义——不是非得要接下文运书坊才行，若城里有其他同行秉承相同理念，并且能够长久经营，那他也乐得退下来休息。
“之前独立出版社不多，现在看到有很多小型的独立书店与出版社出现。我常跟这些年轻人说，如果你做得跟我一样好，甚至超越我，那我更高兴，我就不用做了，可以回去写作。”
自从经营出版社以来，琐碎繁杂的业务几乎占据了所有时间和精力，他戏称自己是被出版生意抹杀的伟大作家。
“很痛苦啊，我完全不能写。后来MCO没人干扰，我才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写得很高兴。MCO过后，唉呀，又得忙了。”他叹气连连。
年事已高的张永新，体力不好，眼睛不好，血压也不太好，带给他不少困扰。但一路走来，无论是权势的阻扰，抑或身体的衰老，都没能成功抹灭他想要“传播真理”的使命感。
“可能你会说我吹牛，但我每次都这样讲：困难的事情自己做，没有挑战的事情给别人去搞。如果每天做容易的事，有什么刺激？要挑战，要刺激，才有意义啊，才爽啊。”
张永新的人生“不精彩”，但很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