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岁时，孙魏克为了迎合家人的期望，努力读书考取大学，但因为分数不够，被分派去念了一个自己不太乐意的科系，念到一半便放弃了；其实，他真正的梦想是从事摇滚音乐创作，磕磕绊绊了25年，他终于可以圆梦，推出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做个乐坛的”新鲜人“，正是”人生四十才开始“活生生的例子。
老男孩的摇滚不是梦，而是一刀岁月的酒。一口饮尽的现实，熊熊往胸口直烧的，都是余情未了。“懂得的人，就会懂。”
——Kerr孙魏克
“年轻人的音乐，不过就是汽泡酒。《第二狂想》是我攒积了25年的音乐梦，是我酿出来给自己喝的烈酒。”
45岁的孙魏克（以下简称Kerr）新加坡口音轻而易举地出卖了他的国籍。看外表，他并不像新闻稿中提到的“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房地产经纪”（虽然他领导的房地产团队经手的物业范围，从千万豪宅到亿元的跨国大楼）。一连两天的碰面，他只是换了同款不同色印着《第二狂想》封面插图的短T，配一条黑色牛仔裤和运动鞋，更像个一脚踢的幕后制作人，或着是个标配的中年大叔。的确也是，他不仅仅是自己首张专辑《第二狂想》的词曲创作人，也是执行制作人，甚至还是自己MV的导演。
“〈I Wanna be Rich〉是写给我的房产经纪团队的发财歌，我自己来唱。”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世界陷入停摆，房市低迷。直觉感受团队需要激励，Kerr一头栽进录音室，把第一次献给了团队，“结果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彷佛搅动了什么。”像是点了火药引信，他一不做，二不休，又挑了一首自己写的歌进录音室，接二连三的连环爆，最后一共录了十首歌。
回过头看，当时最需要激励的未必是团队，而是他那刚刚经历人生撞击的自己，摇滚乐不过是恰逢其时宣泄的出口。
Some say desire is bad（有人说欲望有害） / But some say control is worst（也有人说压抑更糟）/ Some say risk is bad（有人说冒险不好） / But some say safe is worst /（也有人说安全更糟）/ Some say life should stay Low（有人说应该低调） / But have you tasted the high（但你是否有过高潮） / Some say is good to let it go （有人说放手很好）/ But is great I have it all（但通杀的感觉爽爆）
——节录自孙魏克作品〈I Wanna be Rich〉
80年代经济起飞，父母白手起家经营印刷厂，Kerr是同学眼中的小老板。从小学音乐，中学迷摇滚，16岁组团写词作曲样样来。考大学时分数不够高，他被分发去念电子工程。只要还有一票志同道合的朋友，青春可以继续摇滚，念什么科系Kerr无所谓，结果期末考不及格，面临重读危机，“系主任开出条件，重读可以，但不能玩音乐。”Kerr一听就不干了，若不是可以和同学在校园玩摇滚，谁想念什么破电子工程啊！况且，主任只针对他一个人开条件，其他人重读就没问题。
一气之下离开大学，Kerr直接入伍服兵役，两年的军中生活一样吉他不离手，闲暇时唱歌给同样是单身狗的阿兵哥们听。〈请分一点点爱给我〉就是这个时期的创作，他的音乐搭档是一个外号叫“梦男”的兄弟。
退役后，在老爸的工厂从打杂小弟做起，固定领薪。工作自由度高，继续玩音乐的他还开了一家二手吉他店。直到雷曼兄弟金融风暴引发的骨牌效应，家族生意受客户欠账拖累，最后不得不制订退场计划，结束生意。
“为了筹钱，我把吉他店关了，把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都一一拿出来套现，”他慢慢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肩扛起债务，“当时四处找方法挽救印刷厂，某天在书店遇上激励大师的书和CD。为了鞭策自己，我将车上的音乐CD，全都换成了激励课程的CD。”原以为这辈子都离不开音乐的他，把家中所有音乐CD一一清空，才发现各种高价买回来的进口音乐专辑，送到二手回收就只值一两块新币一张。
“开吉他店时，有一位客人是房地产经纪，三不五时就会来买吉他，一出手就好是几千块，”Kerr当时很纳闷，好歹自己也是个老板，却没办法像这位客人出手那么阔绰。面对困境，没有大学文凭的Kerr想起这位客人，于是开口向对方求教怎么开一条新的路。就这样，他被带入行，从新加坡最便宜的房子卖起，到建立自己的团队，经手价值过亿的项目。直到2020世纪大疫情，上天让他又绕了一圈，又回到音乐的路上。
我有一个梦／我在舞台上／万人为我鼓掌／我有一首歌献给所有人／那些有梦想的人／让我走进你的脑海里／抹掉不快乐的记忆／让我走进你的心灵里／抹掉你悲伤的回忆／我有一个梦／我在舞台下／我在下面为你鼓掌
——节录自孙魏克作品〈我有一个梦〉
从发财歌一路延烧，Kerr越玩越起劲，最大的狂想计划是录制50首歌。词曲都是自己原创，编曲则委托专业，Kerr从头到尾全程参与，“我不是技术上的人，但还是步步跟进，从中也突破了自己的唱歌技巧，而不是随便乱唱。”他甚至还想到，每首歌都要有自己的起伏特色，未来若是唱LIVE应该会是怎样处理，“那时天天都渴望收到编曲，渴望进录音室！”最后，连MV都自己拍，边玩边体验。反正，曾经是新加坡影视投资人之一的他，身边有许多信手拈来的资源。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张美香是他的好友，也是最早鼓励他，帮他找制作公司推歌的人，但都碰壁收场，直到遇上”友善的狗“的沈光远，“这些年，遇过各种类型的拒绝，我已经很习惯了。但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反正投资别人也不一定能成功，倒不如我来投资自己，我就是自己的老板。”
〈我有一个梦〉是他认为比较商业，也比较容易说明自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像是元宇宙，我一直相信，如果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那我一定是个做音乐的。”他常常做梦，在梦里写歌，往往睡到半夜在梦里想到一句歌词一段旋律，就会一把抓起床边的手机，伊伊哦哦把它记录下来。“至少有一半的歌，灵感是从另一个空间来的。”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曾经说过，摇滚精神是人的精神，摇滚不摇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是不是你自己。
外人看他，就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经纪钱多没地方花，跑来自资出唱片，“大家都觉得我有钱所以任性，其实不是的。”Kerr对唱片的投资占去积蓄的一大部分。他经手的房产项目虽然过亿，也会陪客户开康蒂喝拉菲，但他自己相对却是花钱谨慎，不买名表不大搞投资。
“坦白说，我赚的也是辛苦钱，有时还特别郁闷。人生很多的无力、无理、无奈、甚至是无常，你很难跟身边的人说清楚，或者提起，我都把这些放在歌里面，希望那些跟我一样不开心的人，有一个发泄的出口。如果真的要说我任性，只能说虽然（投资）很贵，但我（的音乐）就是做给自己听的。”
为了买卖房地产，进而学习风水玄学，Kerr喜欢中华文化当中的哲学与精髓，尝试把这些内心的情感共构融入摇滚创作。〈天界无限〉以老子的道德经作为引子，〈有谁能够带我回家〉面对战乱病毒生离死别，佛学中的慈悲，面对生命无奈无常之道，都被他写成歌。“我不需要是个超级大唱将，我只是把真实的感觉，诚实地放到歌里头去。我不需要厉害的填词人来修改歌词，我做的就是honesty的音乐，或许听歌的人也可以从中得到疗愈。”
“我其实不太管commercial是怎么做的，我很知道自己要什么。”Kerr把自己当成独立音乐人来看待，“最初的想法，就是把音乐做出来，放上平台就算了。没有打算跑宣传，也没有想要很复杂的宣传操作。很佛系，实际上我是有点懒。”但沈光远和负责宣传企划的周元绮都说不行，一定要持续宣传，才能被看见，特别是在每天平均都有三首新歌推出的台湾中文乐坛，想要不被淹没谈何容易。Kerr只好抱着君子不器的想法，开启了另一波的学习。
“我比较在乎的是，有没有人看见我的音乐，给我批评也好建议也好。做音乐，我不想要穿着皇帝的新衣到处走，”打歌宣传媒体采访，他身上永远是同一款印着专辑插画的T-Shirt，而且还准备了七八个颜色。“不花大钱去做花里胡哨的造型，就真实一点。更何况我现在学到的，以后就用来帮助新加坡的独立音乐人。”Kerr还有一个狂想，其中一个就是组建自己的乐队；他喜欢歌剧式摇滚，想要打造一个最好的大舞台，让所有的乐手，可以一起玩一起哭，让听歌的人一起感受这个世界的无奈，一起释放被压抑的内在，然后继续努力生活，“至于我，就保留这幅穷酸样就好，怎么舒服怎么来。”
“听我的歌，一定要戴上耳机，用你能承受最大的音量去听。说真的，若是小小声（播放），我也觉得自己的歌难听。摇滚，就是要让电吉他的穿透力，在其他乐器的支撑下，体会不同程度的punch，我喜欢这种直入人心的撞击，所以音量一定要够大！”其实，《第二狂想》没有想象中强烈震荡，反之它柔中带刚的摇滚，温柔中带点戏谑。就是那一丁点的不羁和三分世故，再加毫不修饰的坦白，接住了许多不断被现实打脸的人们。
翻转世界的设限，实现不可能的现实。45岁才出道，到底是早了晚了还是刚刚好？“市场中，本来有不同（世代）的音乐，也许很多人现在喜欢喝年轻的汽泡酒。但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喜欢喝烈酒，自己也在酝酿（烈酒）。我就等吧，等这些人喝腻了汽泡酒，就来喝喝我这杯历练加上故事的酒。”
人生狂想对敲世事万变，所有的不知不觉都有时间的见证，也总有它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