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
人物| October 22, 2019戏剧 联合国难民署 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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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沙列(Saleh Sepas)是编剧和戏剧导演。在马来西亚,他唯一的身份,是难民。
他大学毕业,原本有工作、有房子、有车子。他在电台制作青少年节目,又到处以戏剧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每个月,他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有人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回想当时情况,沙列仍心有余悸,“他们随时可以在我的车里放炸弹。”在这个腐败极权的国家,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

2016年,沙列带着父母、妻子和三个孩子,仓促离开居住了36年的家。他们一路流亡至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无法承受舟车劳顿,决定投靠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他记得抵达的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有很多阿富汗难民,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马来西亚难民的第一天。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列每次出门总得小心翼翼,深怕惊动了谁。

Parastoo难民剧团成军两年,已有过不少公开演出。(图片来源:受访者)
《沉默的呐喊》是剧团的第二个作品,以阿富汗童婚现象为主题。(图片来源:受访者)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五口很快拿到难民证。他遇到一个雇主,让他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换取物资,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所公寓,添置了几件破旧的二手家具,勉强拼凑出一个家的雏形。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

然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从天气、食物到语言,他都难以适应。在这里住了三年,沙列到今天还是经常闹肚子。不只是他,妻子和孩子也患上皮肤敏感。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几个月前甚至还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最艰难的时候,沙列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说不渴,是肚子饿。“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列用艰涩的英语叙述这一路来的经历。语言是他另一个障碍。他在阿富汗不曾说英语。现在,为了与在地人沟通,他必须尽快学会这个陌生的语言。

盘缠用尽、没有身份、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他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

在《沉默的呐喊》中,12岁的小女孩被迫出嫁,她后来逃跑却被逮捕坐牢。(图片来源:受访者)

苦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祖国。这些事情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沙列像是一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沙列一直意志消沉。直到他开始接触其他难民,他发现他们和他一样迷失、沮丧,“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沙列想起在阿富汗曾多次以戏剧协助妇女和孩童建立自我价值。他决定试着回到剧场。

《沉默的呐喊》有不少小难民参与演出。(图片来源:受访者)

2017年6月,他创立难民剧团,希望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对话、教育、疗愈的目的。沙列曾在阿富汗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

沙列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他觉得这是最能代表难民的象征。

一切从零开始。他尝试说服同乡演出、举办试镜,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剧团至今发表了两部作品,分别是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以及讲述童婚现象的《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在小小的舞台上,难民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

沙列发现,通过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份感到耻辱或难堪。” 每每演出结束,沙列会请观众替代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我希望借此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膜。”

从未接触戏剧的难民,经训练后演技深获观众肯定。(图片来源:受访者)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列,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不仅如此,参与的难民也有很大的改变。“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甚至有人参与了剧场以后,打消了想自我了断的念头。

沙列受到很大鼓舞。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由于剧团事务繁琐,后来妻子又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列最近辞掉了工作,全心投入剧场,希望帮助更多难民。今年初,他和剧团成员已经完成了第三个剧本,可惜缺乏资金,至今仍无法筹备演出。

沙列协助难民走进剧场,以戏剧重建自信和自我价值。(图片来源:受访者)

但沙列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立定目标:“我打算每见到一个青年难民,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在安邦的排练场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沙列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列会看手机里的阿富汗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 沙列说自己常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自三年前一别至今,沙列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

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

沙列(左一)主持戏剧工作坊,介绍“受压迫者剧场”的概念。(图片来源:受访者)

远方,硝烟还未散去。“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沙列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

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列只能关注眼前的事。他现在和难民社区有了很紧密的联系。访谈结束,他已经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

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封面摄影:黄子珊)

延伸阅读:关于难民,你懂什么? 你怕他们?其实他们更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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