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剧场导演罗国文从事演艺行业已有三十余年，作品数不胜数、有《蜂》、《双重刺点》、《动物农庄》等，其中《动物农庄》还一举夺得第7届BOH金马伦艺术大奖最佳导演奖。 戏剧世界里的张力与冲突不断，而此刻的他，却平静地谈论着创作与生活。 “艺术创作是一种诚实面对社会的方式。”罗国文说。时光堆叠与现实挤压，他学会用更温柔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戏剧为镜——艺术能否让我们重新看见自己、看见社会？
戏剧如人生，是场无法重来的演出。
剧场导演罗国文笑着说，自己原本最想拍电影。“但这个念头现在离我越来越远了。后来我也参与过一些影视的工作，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很多时候要等很久，比如作为演员，真正拍摄的时间很短，可是前后待机、准备的过程却特别漫长。”
他坦言，虽然荧幕上看到的画面非常精彩，但其制作过程远不如舞台剧来得有趣。“舞台上的一切会更直接、更有参与感，那种和演员、观众同在一个空间里的感觉，是我在影视里找不到的。”
于是，他留在了舞台，直到现在。
从荧幕到舞台的选择
探寻罗国文的来时路，他先是想了一下，笑说：“这很久远欸！”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中学时期的他就开始接触舞台戏剧，并持续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决定到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继续升学。
“我以前在学校读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主修，分别是舞台剧和电视电影。我毕业之后基本上也从事电影跟电视，但过了大概五年，我决定离职，不想再做影视相关的工作。”
当时候的罗国文同时在舞台剧和影视圈内摸索自己的方向，他用五年的时间里确认自己不想在影视圈耕耘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舞台剧，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于2005年创立了剧团——平台计划。
谈及自己的本职角色，罗国文思考道：“导演其实是把整个演出所有的设计与元素——包括演员、音乐、灯光、舞台布景、甚至剧本，整合起来的人。就像电影里的剪辑师，把所有舞台元素剪辑、浓缩成一体。导演需要掌握节奏、内容、风格，也要善于根据不同演员的特质，筛选并融合最能突出演出的部分，让整体风格与节奏达到统一。”
虽说是导演，但罗国文分享自己的舞台剧生涯不只是导戏，也会帮忙做舞台设计、在大学学院教书、自己做一些剧本创作。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往舞台剧的方向靠拢。我们并不是业余或把它当作嗜好的人。很多团体可能晚上排练、没有薪水，但我们是拿薪水在工作的，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和别人合作做设计、导戏，都是以专业身份进行，别人也会付费给我们。我觉得这种专业性的定位很重要。”
他坦言，这条路的选择迫使他不断思考有关现实生活的问题。
“我们看到国外很多例子，无论是偏艺术性的还是偏商业性的专业剧团，他们都能靠这份工作生活，因为他们是拿薪水在工作的。所以当我成立剧团时，也希望朝这个方向前进。像我们剧团的演员，我们都有付费给他们，让他们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参与创作。随着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当然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进一步调整薪资。”
把现实的画面剪辑再排演，看似只是两个小时的演出，但画面早已在他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现实中演员们的肢体与汗水在一次次排练中，逐渐与他脑海中的画面契合，融为一体，直到端出，为观众拉开帷幕的时候。
《动物农庄》回归：当艺术成为社会的镜子
继去年《双重刺点》的合作后，平台计划与W Productions再度联手，导演罗国文2008年执导的代表作《动物农庄》重返舞台。这部作品曾为他赢得第7届BOH金马伦艺术大奖最佳导演奖，如今再度上演，别具意义。
《动物农庄》改编自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同名小说，通过动物来讽刺及隐喻独裁统治者及霸权世界，是部反乌托邦政治讽喻作品。
自平台计划创立以来，不知不觉中也做了几十年的演出。此时，罗国文停下脚步回望，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创作环境。他说：“在马来西亚做创作的环境，其实蛮有挑战的。每次做完一部作品，都花了很多心思，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不错的回响。但不像国外有政府补助或完善的巡演机制，我们很难让作品到处巡演——比如到沙巴、砂拉越或槟城等地。很多时候，一部戏演完就结束了。要做出一个好的作品本身就不容易，更难的是让它被更多观众看到。”
也因此，罗国文近几年开始思考“重演”的意义。
“经过二十多年的创作，我会回想有哪些作品曾让观众印象深刻。但新一代观众可能从没看过，所以这几年除了做新作，也希望能重新演出旧作品。像去年我们重演的那个舞蹈作品，就是我十多年前的创作。今年在和制作人讨论后，我们觉得《动物农庄》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想重演的作品，只是刚好今年选了这个。”
恰好，《动物农庄》在平台计划的创作里程碑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罗国文边回想边说：“我早期的作品比较偏向诗意或美学，像舞蹈、装置感较强的那种。到了2008年，《动物农庄》算是一个转折点。那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以故事文本为核心的创作方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所以对我来说，这部作品非常值得重演。”
经过时光渲染，即将重演的《动物农庄》加入了另类色彩。当被问起与2008年相比，如今在思考层面上有何不同时，罗国文笑了笑，说：“当然不一样。”
“2008年我们第一次演《动物农庄》时，当时的政府、社会氛围都不一样。那时的心情更多是希望看到政权的更替，期待一个新的政府能带来新的局面。思考焦点比较放在‘政治人物的霸权’上，我们希望社会能改变，告别贪腐与权力斗争。”
然而十多年过去，时代更迭、政府更换，罗国文对社会议题也有了不同层面的看法。
“换了政府之后，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特别是近几年，从新闻里看到的各种现象，让我意识到除了政治权力的问题，人民自身的状态也值得思考。现在的社会里，很多年轻人选择躺平，对社会议题漠不关心，觉得政治离自己很远。可能因为成长在安逸的环境里，他们不太会去思考这些事。”
他解释道：“所以这次重演，我更想回到《动物农庄》里动物群体的那一层意义。作品不只是谈统治者，也在谈被统治者，即我们这些‘人民’。我希望社会可以反思：我们是不是也在某种愚昧或安逸中生活？是不是对社会现状失去了敏感？是不是该重新去认识政治、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动物农庄》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中人们的选择与盲点。罗国文经常在宣传里提到的：如果你变成了猪，你会选择躺平，还是采取行动？——这便是他在本次创作里最核心的提问。
谈到这里，不禁好奇在执导现实议题的《动物农庄》时，罗国文会如何衡量现实与艺术的边界？
“基本上，当我们在做演出时，这两者对我来说是无法分开的。舞台剧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媒介，就算在谈论严肃的社会议题，也必须通过艺术手法来表达。如果没有掌握好戏剧艺术的语言与技巧，你就无法很好地把你的故事表达和呈现给观众。”
在他看来，艺术与现实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我不会刻意去区分它们，也不觉得社会议题和艺术表达之间有什么冲突。反而，我们创作时会更谨慎地处理某些敏感层面。比如在马来西亚，我们会尽量避免触及3R课题（宗教、种族、皇室），尤其是涉及宗教信仰时。”
在罗国文的戏剧世界里，任何议题都不会成为他创作的束缚或禁忌。艺术创作本来就是一种分享观点的过程，通过作品刺激观众去思考，从而让大家对社会现象反省，推动微小的改变，便是罗国文所希望的。
“我警惕的是第三者叙事。”
他娓娓道来：“我自己很少触碰回教课题。虽然我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有些马来女性必须包头巾？可能有很多女性并不想裹上头巾，但这毕竟是他们自身宗教与民族文化的议题，只有他们有权益发声，由自己去表达才最合适。身为第三者，我没有资格去替她们发声，也不应该以外人的角度去阐述。”
艺术创作是一种诚实面对社会的方式，但同时也需要理解自身身份与立场的边界。罗国文选择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继续用舞台语言去发问与反思。
人生如戏，戏中有人
时光渲染的不止有作品，还有与年轮一同被细细雕刻的人。17年的岁月，罗国文从中窥见自己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在对社会议题的看法上，也包括导演手法的熟练、对表演的理解、与团队沟通的方式。以前在排练时，我可能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摸索；但现在，我很快就能看到演员的问题在哪里，也能找到适合的方法去帮助或调整他们。和设计师沟通时，也更有方向、更有方法。这样的成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当然，还有看待事情的方式，他说。
“年轻时，我们对社会的不满、对世界的看法，往往比较直接、冲动，也比较单一。但随着时间的累积，你开始学会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物。”
年少气盛的罗国文，更显锋芒。然而，时光重量的堆叠，让他逐渐收起棱角，对待世界的方式也变得温柔。
他分享道：“有人曾告诉我，当你看到一位盲人要过马路，不应该直接去牵他，而是要先问他——你需要帮忙吗？如果他点头，你再去扶他。以前我可能会直接伸手，以为那是好意，但其实那也可能是一种不尊重。也许他有能力自己完成，而我的‘帮助’反而变成一种强加。”
“这种帮助是带有强迫性的，像是种变相的霸凌。你以为你在帮助别人，但别人不一定需要你的帮助。”
罗国文认为：“成长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越来越明白事情可以有很多面向，不再急于去定义谁对谁错，而是学会在创作与生活中都保持尊重与理解。”
生活与创作从来不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罗国文会不知觉地把某些当下融入到创作当中。“因为我从事戏剧这个工作，当我从隐私完全转变成职业之后，创作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当然是我的工作，但同时也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很多灵感、题材都来自日常经验或身边发生的事，我从不觉得他们存在冲突。”
不过，年轻时地罗国文却思考过“面包”与“艺术”的冲突。他提到，身边有许多演技精湛的演员，却没有办法全职投入到演艺事业，需要依靠兼职来补贴生活。“他们在生活和艺术之间不断拉扯、取舍，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于金钱的焦虑也逐渐淡化。他笑说，虽然年轻的时候也会对此感到压力，但那种感觉又不会太紧迫。他此时提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也许时因为我的生活经验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
大学毕业后的罗国文，经常独自背包旅行。去的也是相对发展得没那么迅速的国家，比如尼泊尔、印度、巴厘岛。他观察到，大部人的生活是非常贫穷的，为了三餐辛苦工作，却依然能过得快乐满足。
这些旅行让他重新思考人生的选择与价值观：“人究竟要追求怎样的生活？是要拥有高品质的物质享受，还是过一种更有意义、能与社会产生连结的生活？”
他顿了顿，说：“我那时就已经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我想做有意义的事，以有限的生命去做自己真心想做的。看到有些人每天为生活奔波，上班下班、带孩子、还贷，却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我更加确定，我要的不是那样的状态。”
“也许是因为旅行的缘故，看见了世界不同的样子、遇见了很多人，所以我很早就明白，人生的价值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