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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就找他打救! 张天赐还要处理投诉多少年?

马华公共投诉部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更为人熟悉的称呼为“张Sir”“老张”“Michael Chong”…… 三十几年风雨不改为民众投诉案奔波劳碌,其中大耳窿案件更是从1986年处理至今。江湖有传闻指出,张天赐之所以能够帮债仔和大耳窿谈判,而大耳窿也愿意给足他面子,是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大耳窿幕后老板……

曾经,在一场记者会上,一名30岁左右的华裔青年因通过中介人代还大耳窿债务而遇上老千,最终大耳窿债务没解决,还连年迈父亲的棺材本也被老千卷走。

当时有人问该名华青:为什么会想到来找张天赐?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某一天翻开报章的时候看见他帮苦主召开记者会的新闻,才突然发现,我还没走投无路,我还可以去找他!”

张天赐会依据所接获的案件类型召开记者会,以警惕社会民众。(摄影:杨智豪、罗咏琦)

年轻一辈可能对张天赐这一号人物没有太多的认识,往往是临近苦难边缘的苦主,才会突然想起:此路未绝,还有一名“救世主”。

怎么决定帮与不帮?帮人要帮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功成身退?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张天赐这三十几年来所处理的投诉案,几乎都源自社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发生的事,也并非能一次性根治的问题。尽头在哪里?应该是退休的那天吧。

“我今年都72岁了,当然有想过要退休。”

“我没有那么自私要一直霸占公共投诉部主任这个职位,曾经也尽最大的努力尝试让别人接手,但只能说是失败的。我真的失败,谁跟随我做,都做不久。”

有的人以为坐上这个位子就可以在媒体镁光灯下蹭曝光率,顺势一步登天,为当候选人或当官铺路。但是你看看我,是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耕耘才有今天的成果,若是抱着要当官、蹭曝光率,或为自己谋利益的心态,这个位子不要做,做不到的,做不到的……

他入党时马华公共投诉部未成立,当时的民众投诉案由时任丹绒马林国会议员拿督陆垠佑处理。

“我进来(马华的)时候是1986年,因为从小受英文教育,只会说英语和广东话,很多人来找我处理党的事情,我处理不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领袖们应该也很头痛,这个黄毛小子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可以做什么好呢?”

后来领袖们考虑到杂七杂八的民众投诉案,可以通过日常对话或动作表达,于是就将他安置在投诉部;至于文书报告方面,则聘请秘书从旁协助他。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我自己没有想过会这样开始,一做就做了三十几年。当初他们是不知道要放我去哪里,才把我安置在投诉部。”

有些事是冥冥中注定,有些路坦然地走准没错。

“我不是超人,全靠每个大小人物鼎力相助”

问及他1990年代跨国救人的英勇事迹,他提高声量劈头反问:“千里迢迢飞数千哩去澳门、日本救人,我不要命吗?以为我是 Superman 啊?讲故事啊?不要听外面人乱讲……”

看着他开始连珠炮地反问,我笑了,更好奇他接下来会怎么述说这些外人眼中的“威水史”。后来他恢复平静情绪娓娓道来,指自己是掌握情报后才去救人。救人之前,最重要是先确保自身安全。

他说,1990年代流行“姑爷仔”诱拐少女卖淫案,当时许多大马女子在“姑爷情郎”或女淫媒游说之下,被骗到日本卖淫集团。他多次接获事主家人求助,而远赴日本将她们救出火坑。

1990年代流行“姑爷仔”社会议题,新闻媒体频频报导。(图片来源:受访者)

“来找我帮忙的人肯定是因为要自救才会求助,所以对方会跟我保持联系,透露自己所匿藏的位置。我会在说好的时间抵达目的地,然后找人当传话筒。而当地打工或留学的大马人,以及大使馆职员就是我的传话筒。”

他强调:“你以为 Michael Chong 一个人?不可能!那么容易救咩?”

除了“姑爷仔”案件,1990年代初期的马来西亚也掀起“跳飞机”热潮,意即大马人远赴其他国家当“黑工”,以劳力活赚取人生第一桶金。

“记得是从1992开始,很多华人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在霹雳州。华人是饿不死的,本地找不到工作就去国外‘跳飞机’,最重要是勤劳。当时‘跳飞机’的热门国家是日本、台湾和新加坡,也有部分人选择去英国或美国,但因为签证问题,相较之下人数较少。”

他透露,当时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告知,单单是1992年就有4万2000名大马人在日本“跳飞机”,数字非常庞大。

当年张天赐千里迢迢飞到国外解救“跳飞机”的大马人。(图片来源:受访者)

“有的人在异乡操劳致死,有的人精神出问题…… 我以前经常出国帮忙解决这些案件,最大的体悟是马来西亚华人很团结。当在异国遇上状况时,大家都会伸出援手。”

他道出,当时有一名大马人客死异乡,他抵达当地后也没钱帮对方火葬,是其他在那里“跳飞机”的大马人一起凑钱完成那桩身后事。

“有人负责帮我带路去夜总会,当时不少大马女子在里面当陪座女郎,她们很大方地把客人打赏的小费都交给我,不是十几二十块钱,而是数百令吉。当年的两三百令吉为数不少,最终我才顺利完成任务。”

我想,外界用正义凛然形容他,是因为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但是默默助他一臂之力的那些人脉线,绝对是因为他不将功劳全揽上身这一点,而愿意鼎力相助。

张天赐所接下的投诉案,随着社会现象转变而出现变化。在“跳飞机”热潮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神棍案、刮刮乐集团、网络诈骗案及大耳窿案件。他不禁感叹大耳窿案件最严重,从1986年处理至今仍未根治。

“我不是大耳窿幕后老板,帮与不帮有自己的原则”

江湖有传闻指出,张天赐之所以能够帮债仔和大耳窿谈判,而大耳窿也愿意给足他面子,是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大耳窿幕后老板。

年过70从心所欲,如果我是大耳窿老板,今天就不用那么辛苦,还坐在这里帮别人处理一堆大耳窿案件了。

对于流言蜚语,他笑着坦然回应。曾经有者看不过眼他协助债仔处理大耳窿案件,问他:“ Michael Chong 你是不是吃饱没事做去招惹大耳窿?阻碍他们‘揾食’,难道不怕被对付吗?”

“其实我的角色并没有偏袒哪一方,债仔来找我帮忙,把钱交到我这张桌子,就等于有个交代;大耳窿一听到张天赐谈判也会很开心,因为有钱收。我告诉你,他们知道我喜欢吃烧包,还会特地买来请我吃,对付我?怎么会呢?”

他继续解释,上门收钱的都是大耳窿跑腿,不必日晒雨淋、泼漆、恐吓、喊打喊杀就能够收到钱,不就皆大欢喜。

“当然和大耳窿谈判我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他们不能趁机从中牟利。要是债仔今天能够还钱,也是用尽办法向亲戚朋友借。来到我的办公室,就要讲道理,说得通且把账目算清楚,我就把钱交给你,否则免谈。”

对于找他求助的债仔,他固然也会开出条件: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会给他们一次机会,帮他们一次,下次不要再重犯。每个得以解决的案件,事主都会在个人档案上签名为证。解决了,就算了。但如果他们死性不改,继续连累家人,我就会将他们的照片公诸于世,因为他不守信用。”

论及如何决定帮或不帮上门的债仔,他声明必须判断当时的处境或人品。

“不是每个来找我我都帮的,有的时候受害者不一定是债仔。有的人到处借大耳窿后不还钱,一遇上大耳窿讨债就去向警方投报逮捕大耳窿。那么大耳窿把钱借出去了却收不回来,还要被逮捕到扣留所蹲几小时甚至几天。你说,到底谁才是受害者?是大耳窿还是债仔?”

张天赐对于大耳窿跑腿采取手段对付债仔家人,连累无辜的举动感到愤怒。(摄影:杨智豪、罗咏琦)

他直言,真正的受害者是债仔的家人,无辜被牵连还遭大耳窿上门锁门、泼漆、恐吓、丢汽油弹放火烧屋等。

“没有信用的债仔我不帮,向无辜受害者下手的大耳窿我也不帮,这样的案件我拒收。”

“我不知道这么做对或错,但这是无可奈何的方法”

停顿一下,他说了一个几乎打破自己原则的案例。

一名老父亲已经私底下3次共拿出20多万令吉帮儿子还大耳窿债务,当儿子再次要求老父亲帮他偿还15万令吉的债时,老父亲把儿子带到张天赐面前,要求他帮忙处理。

“我当时也提醒该名儿子,他父亲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叫他以后要生性。岂料两个月后他们又再回到来我这里,说这次再欠下8万令吉。我审问他的时候,他竟然说他忘记了之前的承诺。”

后来,他发现该名儿子是因为沉迷于网络赌博,而频频向大耳窿借巨额款项,因此坚决拒收此案。

“那名老父亲竟然在我面前下跪哀求我再帮一次,我怎么受得起一名老人家向我下跪?最终答应帮最后一次,惟条件是:每名上门来收债的大耳窿都得掴他儿子一巴掌,该名老父亲一口答应。”

上门收债的大耳窿跑腿在债仔老父亲面前掌掴债仔。(图片来源:受访者)

他续称,数名大耳窿上门收钱时,个个掌掴债仔掌得起劲儿。但当他要阻止对方再继续掌掴后者时,老父亲反而说:“不要停,继续,继续打。”养不教,父之过。自己教不了的儿子,唯有让外人来给教训,是一名父亲的悲痛与无奈。

同样为人父者的他:“我不知道这么做对或错,但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了。”

“我不是铁石心肠,眼见小孩抱团痛哭我会心疼”

张天赐的办公室大门正前方挂着一幅“包青天”的肖像,是一名摄影师于1995年为他塑造的形象。一个嗓子一扯就大声和大耳窿谈判的硬汉,什么案件都难不倒他,唯独家庭纠纷让他投降。

一名摄影师于1995年为张天赐塑造的“包青天”形象。(摄影:杨智豪、罗咏琦)

“两夫妻上到来在我面前闹离婚,还几乎打起来,最可怜的是在旁边哭泣的几个孩子。几兄弟姐妹因为父母要离婚,他们快被分开生活而哭得停不了声,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于心何忍?”

他坦言,家庭纠纷一般是两个成年人的事,偶尔也会有引发自杀案的可能。例如没有经济基础、身体又出状况的单亲母亲会想不开,而蒙起自杀念头。又或者是为人丈夫者不肯放过妻子,即使离婚也要将对方赶尽杀绝。

在所有案件类型中,家庭纠纷案最让张天赐感到头痛与无奈。(图片来源:受访者)

“我听了后回家会耿耿于怀,甚至睡不着,一直担心会不会出事……当然这样的案件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宗教里找到精神寄托,交托神父拉他们一把,这样最有机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他沾沾自喜地称,自己在家庭纠纷中担任“楼梯”的角色,让双方都不愿低头的夫妻有台阶下,和好如初。一般10宗家庭纠纷案,两宗得以解决,而孩子是挽救婚姻的关键。

“有时我会因为帮助别人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感到快乐,毕竟清官难审家务事,也好在有宗教和信仰,所以身陷人生坎的人才有办法找到出口。”

“我不是 play boy,是 band boy”

说着说着,他双眼不由自主地望向办公室矮柜上摆设的家庭照:“Charity begins at home,无论做什么都从家庭开始。我的家庭关系很和谐,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将家庭照料得很妥当,如今4名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各有自己的成就。今日的安逸全靠一路辛苦熬过来,所以我们过的是简单生活。”

张天赐摆设在办公室矮柜上的家庭照。(摄影:杨智豪、罗咏琦)

问及与妻子的相识经过,他竟然害羞起来,强装镇定却更难掩饰那微微上扬的嘴角。

“当年我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学人家玩乐团,一唱起歌来就什么也不在乎,就是个‘band boy’啦。那时候我还是已故丹斯里李金狮的秘书,经常跟随他出席党活动,刚好中意党内一个女生(妻子),不就委托党成员、妇女组成员等帮忙牵线。已经有人帮忙铺好路了嘛,不用那么辛苦追求,要是正式自己去追的话,我们年龄差距14年,她一定很难追。”

回望三十几年来走过的脚步,他说,他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份礼物。这些年来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不选择当既定利益者,无论是名或利。

“但我不是这么想的,这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合作精神,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成就。之所以会继续、坚持留在这个岗位,全因这份合作的力量,我一直很享受自己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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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咏琦

曾任旅游杂志编辑、社会新闻记者和《访问》编辑,现为特约记者。因为善忘,所以想要好好记录眼前的故事,当时代的见证者。

杨智豪

《访问》制作人,曾于电视台打滚数年,参与制作过访谈节目、资讯节目、娱乐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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