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作品脍炙人口，几乎每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期间，他的名字就会被提起一次，可见村上春树的读者多么渴望他夺得这项殊荣。作为村上春树中文版的其中一名翻译者，马来西亚翻译家叶蕙翻译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及《寻羊的冒险》等名著，与台湾的赖明珠、中国的林少华，是中文阅读世界广为人知的村上春树小说翻译者；翻译村上春树小说的特殊经验，让叶蕙成为不折不扣的村上春树迷，最近还出版新书《带著彼得猫去散步——村上春树文学地图》，大将出版社编辑卢姵伊与叶蕙深入对话，让你进一步了解叶蕙。
约莫2018年，我听说叶蕙。她曾为村上春树翻译小说，马来西亚出身。
从听说到相识的过程，说来有些曲折。那一年，出版社需要寻找翻译，将马来文、英文时事评论译成中文，与《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作者谢丽玲有了合作机会。马来西亚中文出版有许多谈论医学、法律的书籍，但文字工作者相关的经验分享少之又少。得知丽玲是自由业翻译者，也是马来西亚日文杂志的专栏作者，于是跟她约见、提出版企划，叙述十年来的工作与养成。
编辑过程中，我想找一位前行者为丽玲写序。序文作为推介，作者大多亲自邀稿，大多数是与其书写历程密切相关的人。但是，丽玲还需要有个响亮的声音，将她的经历与第一本书推荐给更多读者认识。如果能够找到相关领域的文字工作者，则可锦上添花。
我想到了叶蕙。她曾在八十年代的香港从事小说翻译，2011年已返马，彼时正在拉曼大学执教。我将丽玲的履历以及部分稿件电邮过去，叶蕙欣然答应为其写序。书籍出版后，叶蕙也多次为丽玲站台，向身边人推荐《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她在序文中提及从事翻译的契机与经历，才知道她曾经在日本生活，并在筑波大学修研语言学硕士课程，期间也为马来西亚供稿，介绍日本的文化与在地经验。
相谈几次以后发现，翻译并不是叶蕙的成果，更像是她新生的起点。
2006年，藤井省三教授通过香港博益出版社联络，叶蕙代表香港的中文翻译，出席村上春树的研讨会。这一次，她除了服务香港读者，也将马来西亚的村上读者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员。2007年，在藤井省三主持的东大“东亚与村上”计划之中，叶蕙开启了她探索村上的路程。从香港代表到马来西亚代表，从翻译小说到文学研究，虽然叶蕙说是无心插柳，但这样漫长又丰富的历程，值得更多人的认识。
职业与文学创作
村上春树是个多产的作家。他的“秩序”，不管是小说写作模式，或者他身为职业小说家的生活方式，两者对村上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的生产规律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到游记，至今如此。也许正因为是现代化社会，才可能出现村上春树这样的职业小说家。
村上出版《身为职业小说家》，分享创作经验谈，我想“职业”一词，可说是理解村上小说的关键之一。村上春树与其他职业作家没有不同，长期有新作品面世，他是以此影响著读者的。但他是怎么理解职业与文学，如何在这两个位置得到平衡？就文学创作来说，既能承担现实，又扩充现实——不只是呈现一个时代的核心，然后持续创作四十年，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不管流行或严肃，经典都必须经过时间洗礼。村上小说中隐藏的思想，将会接受这样的审视。熟悉他的读者，也会从他众多的作品看到相似的技法与隐喻，像是第一人称、月亮、猫、神秘的电话等。他又怎么说服读者一直追随这样的文字？我想，大家都认同的是，村上春树创作出有趣的文字。这无论是“普通读者”，或是“专业读者”，都能共同享有的阅读乐趣，虽然他们最后对小说的最终要求有所不同。当然，日文小说必须经过翻译者，才能进入中文圈读者的世界。
文字的职业与志业
八十年代，香港社会迅速发展。文化上也有各种创新与碰撞，但也必须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当时的香港博益出版社隶属电视广播企业（TVBE），与无线电视关系密切，文化影响力不在话下。但除了出版社的经营，叶蕙也凭藉自身的毅力与自律，在香港从事文字职业，迅速反应，在短时间内应付市场需求。直到文字作为志业，进而新机来临，即是到东大成为研究员，继续乘风而起。在多重身份的境况下，她保留了开放的特性，最后达成精神自由。她从事专栏撰稿、翻译，后来涉入研究与论述，其中的内心秩序与涵养，相信是对小说家最好的敬意与赞美。
在这里，我以责任编辑身份提出几个问题，让读者更能了解作者的经历与想法：
1.
卢姵伊：叶蕙老师留台归来，曾有短暂的时间在生活出版社工作。请问老师叙述关于生活出版社的印象，比如工作环境、同事交往等。
叶蕙：生活出版社（Life Publishers）是由大马报王周宝振家族所经营，鼎盛时期拥有《新潮》、《风采》、《先生》（后改名《号外》）、《生活电视》、《大家健康》、《少年月刊》、《钓鱼月刊》、《名车》、《全体育》、《美味风采》、《时尚男人》、《跑道马经》等十数种刊物。我在集团旗下的《新生活报》负责编务，当时的总编是吴仲达。工作环境相当惬意，充满灵动活力，同事之间相处融洽。因是三日刊，没有日报那么繁忙。生活出版社栽培了许多专题与专栏作者如叶宁、欧芙伶、悄淩、叶啸、林惠隆、浪子、游枝等。世事变幻无常，有些已经失联，有些已经不在人间，令人不胜唏嘘。
2.
卢姵伊：叶蕙老师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小说翻译？在这之前，修研语言学、就读新闻传播本科时，与文学的关系如何？
叶蕙：八十年代初我在日本读研时已开始给《新潮》、《风采》、《少年月刊》等报章杂志供稿，起初只是翻译日本童话及撰写流行文化方面的题材，正式从事小说翻译则是八十年代后期旅居香港的时候。我在台湾念大学，第一年在中文系，后来转修新闻学。在学期间修了好几门与中外文学相关的科目，看了一点书，加上写专栏，算是打下了日后从事文字工作的基础。
3.
卢姵伊：叶蕙老师1980年代初在筑波大学修习语言学，再到发展迅速的香港出版业从事翻译，后来重返研究，这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挑战和困难？老师怎么看待严肃与流行的文学分类与传播？
叶蕙：翻译是语言信息转换的活动，必须先理解原文，需要对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入语（target language）的文化及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认识，否则翻不出原文的韵味。2007年我加入村上研究团队，发现做翻译和做研究完全是两回事。翻译讲求语言表达能力，而做研究比较著重方法和逻辑实证，对我而言有一定的难度。自认学术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博士论文写不出来哈哈哈），做翻译更加得心应手。
基本上，纯文学属于严肃文学吧，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巴金的《家春秋》之类的作品。纯文学创作重视艺术价值及思想深度，写出的作品反映大时代，语言文字大都艰涩难懂。而通俗的大众文学则被归类为流行文学，讲究故事情节，富有娱乐性，易读易懂。以日本的芥川奖和直木奖为例，前者颁给纯文学作品，以具有前瞻性和未来性为指标；后者颁给流行文学如言情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一般上，村上的小说被归类为流行文学，大部分文评家认为他的作品不够“严肃”，这也许是他没有被诺贝尔委员会看好的原因之一。实质上，有些小说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两者很难区分。
4.
卢姵伊：当初在《南洋商报》（2007年左右）的专栏由谁联络牵线？当时的责任编辑或主编是？撰写专栏的过程中，与编辑如何交流？
叶蕙：我所认识的历届南洋副刊主任有陈和锦（已故）、黄秋桦、何雪玲和张永修。我忘了2007-2008年的责任编辑是谁。当时在南洋商报写了数十篇《东京散步》，我把其中22篇有关村上文学的专栏收进这本文集里，附上独家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也是本书特色之一。
5.
卢姵伊：2006年第一次前往日本参与村上春树研讨会，叶蕙老师作为香港代表，当时仍然为博益（出版社）翻译小说；而后在东大参加研究计划，作为马来西亚代表的研究员，考察村上在大马的影响力。老师以这两个身份和其他与会者进行交流时，有什么不一样的经验吗？老师如何向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介绍马来西亚？
叶蕙：无论是以译者或研究员身份出席研讨会，我都没有违和感，因两者并没有冲突啊。我就是我，从来不曾受到身份认同的概念困扰。况且出席研讨会的学者们都具有相当的国际观，视野和心胸开阔。对于我以马来西亚人身份在香港翻译日本小说这件事虽然有点好奇，却不至于感到稀奇。随著全球化的进展，从事文字工作者的国籍和创作语言早已越过国境，交错颠置了。文学越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化乃是不争的事实，印裔作家奈波尔、中国作家哈金、美裔作家李维英雄、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等都是例子，他们都没在自己的出生地或用母语发表作品。
最多人问我的问题是“你的中文是哪儿学的”？通常我给他们上三分钟马来西亚文化速成课，让他们知道除了中台港澳这几个汉字文化圈外，马来西亚拥有相当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大部分华人自小就都有机会接受双语或三语教育，加上至少会讲一种方言，在多语环境使然下，造就了大马人学语言的天赋，当然精通与否是个人问题。
编按：叶蕙新著《带著彼得猫去散步——村上春树文学地图》，大将出版社出版将在2020年11月上市，自10月30日起已开放预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城邦阅读花园，或有店线上订购，首100位读者将获得作者亲笔书信一封。在无法行动自如，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距离的新日常中，无法亲自签书的作者，也能以这样亲切的方式，与读者交流，送出珍贵的纪念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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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