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却在香港被列为禁片的《时代革命》，由周冠威执导拍摄，片中梳理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始末、记录了参与者心声。2022年4月1日至10日期间，《时代革命》在全球23国85城同步放映，通过各地社区组织的努力，让自由的种子遍地开花。其中，全马五座城市八个播映场次的门票，也在短时间内全数售罄。接受《访问》越洋专访时，周冠威表示，希望大马观众看了电影后，能够借由香港的遭遇参照回我们的土地，反思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公义、民主和自由。
“我觉得很难去理解，但我确实在经历着这件事——我留在香港，我去面对恐惧，我才没有那么恐惧，我才获得自由。”
2020年7月生效的香港《国安法》，大幅限缩香港的言论自由，独立媒体接连被消失，异见人士纷纷被拘捕。这样的社会氛围，依然无阻导演周冠威耗时两年秘密拍摄与制作《时代革命》纪录片。
纪录片自2021年7月于法国康城影展闭幕前夕“特别放映”后引起各界关注，作为电影里唯一公开真名的工作人员，周冠威的人身安危随即添上不言自明的风险。离开香港或许会更安全一些？他不是没有为此挣扎过，但至今仍选择留在香港生活。
“如果我因为恐惧而离开，反而会被恐惧钳制，那个人就不再是我。我份人（粤语，意指“我这个人”）又很理想主义，我不想输给这份恐惧，逃避是克服不到恐惧的，面对才可以。而我想追求的自由，是心中的自由，纵使肉身被拘禁，我的思想仍然可以创作、祈祷。我很决意去这样追求，所以我很决意留低。”
这份对自由决意的追求，香港人早已在2019年夏天以血泪和弹火向全世界演绎了一遍，而且是破釜沉舟的那种。所有走上街头的民众，都与导演一样深信面对恐惧和压迫时，迎面抗争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
追访各岗位手足 捕捉革命运动本质
《时代革命》通过贴身跟拍七名不同岗位、性别与年龄层的“手足”，包括前线勇武派、后勤支援者、急救员和银发族参与示威的过程，再找来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蓝、“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时事评论员李怡和戴耀庭等知名人士分享观点，尽可能拼凑出这场社会运动的全貌。
周冠威指出，这样的拍摄定位与策略，是为了呼应这场运动的本质。
“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无大台’，即没有一个领袖或很大的平台去组织这一切，甚至很多陌生人在街上相遇就合作了，所以这个特色很值得去记录、配合。电影里除了有局内人，也有局外人，比如戴耀庭教授，运动发生时，他在坐着牢，但他会听到新闻，再以一个比较抽离的角度，去思考和判断这场运动。”
拒绝仅仅聚焦一个人或单一事件，也是因为周冠威最初是将电影预设给外国人看的。他们或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若能让观众清楚了解发展脉络，他相信这对香港会有些许帮助。这个想法，也随着时局日渐严峻而有所不同。
“慢慢地，原来香港会没了那些传媒，原来这场运动会被扭曲成暴动，很多片段现在已不能在香港看到，这场运动好像消失了。所以我有了转变，原来香港观众也很重要，我应该要拿走预设目标观众的思维，而以事实和呈现效果为考量，去处理这部电影。”
“年轻人真的在为我挡子弹”
周冠威透露，用镜头记录社会运动的念头，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就已萌生，但当时为了照顾怀有身孕的妻子，他没有上街。直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一名商人因为看了《十年·自焚者》这部电影，决定资助他拍摄纪录片，回应了他内心多年的渴求。
“一路下来，我觉得香港一直在退步，给了我很大的危机感，我很想为这个城市去付出，所以给了自己这个使命，去完成一个纪录片。”
拍摄第一天，周冠威走到抗争前线，率先迎来的是示威者的质疑和防备。为了掩护身份，示威者通通把脸蒙得紧实，也对摄像机特别敏感，深怕掌镜者不怀好意。情急之下，周冠威脱口说出自己是电影《十年》的导演，瞬间获得信任。“他们本来还在责骂我、阻挡我，突然态度180度转变，叫我继续拍、用心拍。”
亲临现场，有些口号也会在眼前凝聚成具象的事实。比如，年轻人为了呼吁更多市民参与行动，曾高举标语：我可以为你挡子弹，你愿意罢工吗？
“我先不谈这算不算情绪勒索，但在现场，我的身体真的在他后面，我听到警方开枪，他真的在为我挡子弹，那是真实的感受，在现场的感觉是大很多很多。我当下也有一个很情绪化的反应——为什么要那么年轻的人去挡在我前面，而不是由我们这些中年人去面对？这让我觉得很心噏（粤语，意指“心里纳闷”），有一种悔疚。”
镜头是风险，也是保险
然而，作为一名影像记录者，就只能是个旁观者，纵使跟拍对象陷入险境，被推倒、被围殴，也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因为不插手，往往才是最大的帮忙。
“会有那么一刻想救他们的，但念头只是闪一闪，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我唯一可以帮到他们的，就是记录下来，去救他反而会累到件事，而且你也救不到。”
其中一名接受追访的示威者，就曾告诉周导演，他之所以愿意参与拍摄，是希望自己被拘捕的那一刻，可以有摄影机拍下来作为证据，以免被轻易入罪。“所以被我拍摄是一场冒险，但同时也是一个保障，他做好了被捕的准备，那我就做好自己的岗位。”
记录者的岗位，很多时候夹在警方与示威者之间，当双方相互攻击时，那是一个容易被误伤的位置。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水炮车砸来的辛辣与冲击，他无一没有尝过。“我试过被汽油弹吓到跌倒，扭伤脚；也试过被橡胶子弹射中头部，还好有头盔挡着没有受伤，但那次震荡给我的危机感却是最重的。”
安全考量 删减部分画面
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对周冠威来说，最难忘的并非激烈的攻防与逃亡，而是绝望硝烟中的一次拥抱。
维持长达两周的香港理工大学包围战，周冠威认为是整场运动中最激烈、最危险的一役。他也跟随受访者的脚步走入理大校园，被警方围困在里面，无路可逃。时间一长，人也越发焦虑不安，最终崩溃。
“那位受访者抱着我，跟我说，他答应了要带手足安全离开，但他真的想不到办法。他哭得好辛苦。当下我也很动容，不断安抚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的错……我觉得那个拥抱很重要，将彼此压抑的情绪都释放了，那一刻的记忆很深，我只希望他们没事。”
最后，示威者用了不同方法离开校园，“而为了安全考量、保护相关人士的身份，我不能将部分学生离开的过程公开，所以只好将全部画面删减了。”
后来，电影里的好几位受访者也无可避免地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周冠威坦言，在电影后制的过程中，反复观看拍摄的画面，不禁数度流泪。
“那是你的家，那些人也是你的朋友，一定会有触动的，是很痛苦，但反过来说，我觉得也有积极的意义，我不停去看，也成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就像有观众跟我说，电影是很沉重，但看了会得到释放。”
纪实意义：没人能否定事情的发生
即使因为各种限制而无法观看，但或许对运动支持者来说，单单这部纪录片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温暖。电影在康城影展公开后，有名陌生的年轻手足向周冠威表达感谢，就算他只看过预告片，但心中已受到巨大冲击，他突然醒觉，两年前的那场运动，原来确确实实地发生过。
“我当时呆住了，他不是手足吗，他对这件事的真实性竟然会有怀疑？”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从政权到主流媒体，乃至参与者自身都好像在用力抵挡这场运动再次被提及，或者，被准确地提及。“因为有太多创伤了，所以他内心会希望这件事是假的。但有人将这件事拍下来，变成纪录片后，那么不管是政权、社会，还是他自己，都不可以再去否定它的发生。”
无论是721元朗袭击、831太子站袭击，抑或中大和理大冲突事件，在数间香港独立媒体被迫停止运营、资料与档案被销毁之后，也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存在，而能在多方矛盾叙事的洪流中，抓到得以佐证的浮木。
“当时，看到那么多记者在场，那么多人在拍片，难免会怀疑自己是多余的。但这些人很多都突然消失了，包括一位同行，在《国安法》落实后决定终止计划，并将所有画面提供给我使用。我也很庆幸《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将重要片段留了给我。所以这部片不是只属于我，它和这场运动一样，是很多香港人一起付出的成果。”
“电影，我愿意一生去追随你”
为了不影响电影未来的发行，周冠威也已将电影版权交给国外朋友，并做好被捕的打算。“如果发生就唯有接受咯，也不能做些什么。”他把如此无奈的语句说得极为坦然，背后大概基于信仰的力量，“我是基督徒，如果做对的事要承受苦难，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大不了。或者说，无论有没有苦难，我们都要做正确的事。”
对于年幼的孩子，周冠威也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明白，为什么大家要游行、爸爸要拍片，而爸爸坐牢又意味着什么。
“我当年也有带他去游行，我跟他解释，政府说着大话，所以令到大家很愤怒。而这套纪录片在讲着真相，所以政府会不开心，可能会叫警察抓我坐监，坐监的意思是，他会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爸爸，这些他都知道的。”
而回溯自己小时候，引领周冠威学习爱与宽恕、公义与公民意识的，不是学校，而是电影。他直言自己很反对香港的教育制度，只注重考试成绩，满足不了他的好学之心。“我从小就是个影迷，很多电影都改变了我，是我的生命导师，陪伴我成长。因为电影给我的太多了，我就很浪漫地跟电影说：我愿意一生去追随你。”
即使冒着被捕的风险，也不曾阻断他对电影的追求，因为对周冠威来说，电影不是一个工作机会，更不是荣华富贵的象征，真正重要的，是艺术里头的核心价值——“那些不就是公义咯，那些不就是爱咯。”
那些，不就是《时代革命》所仅仅想要传达的事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