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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恐惧,才能获得自由——专访《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

荣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却在香港被列为禁片的《时代革命》,由周冠威执导拍摄,片中梳理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始末、记录了参与者心声。2022年4月1日至10日期间,《时代革命》在全球23国85城同步放映,通过各地社区组织的努力,让自由的种子遍地开花。其中,全马五座城市八个播映场次的门票,也在短时间内全数售罄。接受《访问》越洋专访时,周冠威表示,希望大马观众看了电影后,能够借由香港的遭遇参照回我们的土地,反思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公义、民主和自由。

“我觉得很难去理解,但我确实在经历着这件事——我留在香港,我去面对恐惧,我才没有那么恐惧,我才获得自由。”

2020年7月生效的香港《国安法》,大幅限缩香港的言论自由,独立媒体接连被消失,异见人士纷纷被拘捕。这样的社会氛围,依然无阻导演周冠威耗时两年秘密拍摄与制作《时代革命》纪录片。

纪录片自2021年7月于法国康城影展闭幕前夕“特别放映”后引起各界关注,作为电影里唯一公开真名的工作人员,周冠威的人身安危随即添上不言自明的风险。离开香港或许会更安全一些?他不是没有为此挣扎过,但至今仍选择留在香港生活。

“如果我因为恐惧而离开,反而会被恐惧钳制,那个人就不再是我。我份人(粤语,意指“我这个人”)又很理想主义,我不想输给这份恐惧,逃避是克服不到恐惧的,面对才可以。而我想追求的自由,是心中的自由,纵使肉身被拘禁,我的思想仍然可以创作、祈祷。我很决意去这样追求,所以我很决意留低。”

这份对自由决意的追求,香港人早已在2019年夏天以血泪和弹火向全世界演绎了一遍,而且是破釜沉舟的那种。所有走上街头的民众,都与导演一样深信面对恐惧和压迫时,迎面抗争是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

追访各岗位手足  捕捉革命运动本质

《时代革命》通过贴身跟拍七名不同岗位、性别与年龄层的“手足”,包括前线勇武派、后勤支援者、急救员和银发族参与示威的过程,再找来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蓝、“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时事评论员李怡戴耀庭等知名人士分享观点,尽可能拼凑出这场社会运动的全貌。

周冠威指出,这样的拍摄定位与策略,是为了呼应这场运动的本质。

“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无大台’,即没有一个领袖或很大的平台去组织这一切,甚至很多陌生人在街上相遇就合作了,所以这个特色很值得去记录、配合。电影里除了有局内人,也有局外人,比如戴耀庭教授,运动发生时,他在坐着牢,但他会听到新闻,再以一个比较抽离的角度,去思考和判断这场运动。”

拒绝仅仅聚焦一个人或单一事件,也是因为周冠威最初是将电影预设给外国人看的。他们或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若能让观众清楚了解发展脉络,他相信这对香港会有些许帮助。这个想法,也随着时局日渐严峻而有所不同。

“慢慢地,原来香港会没了那些传媒,原来这场运动会被扭曲成暴动,很多片段现在已不能在香港看到,这场运动好像消失了。所以我有了转变,原来香港观众也很重要,我应该要拿走预设目标观众的思维,而以事实和呈现效果为考量,去处理这部电影。”

周冠威表示,为了呼应反送中运动“无大台”的本质,他决定从不同岗位和年龄层抽选跟拍对象,当中包括了银发族代表陈伯。(图片来源:受访者)

“年轻人真的在为我挡子弹”

周冠威透露,用镜头记录社会运动的念头,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就已萌生,但当时为了照顾怀有身孕的妻子,他没有上街。直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一名商人因为看了《十年·自焚者》这部电影,决定资助他拍摄纪录片,回应了他内心多年的渴求。

“一路下来,我觉得香港一直在退步,给了我很大的危机感,我很想为这个城市去付出,所以给了自己这个使命,去完成一个纪录片。”

拍摄第一天,周冠威走到抗争前线,率先迎来的是示威者的质疑和防备。为了掩护身份,示威者通通把脸蒙得紧实,也对摄像机特别敏感,深怕掌镜者不怀好意。情急之下,周冠威脱口说出自己是电影《十年》的导演,瞬间获得信任。“他们本来还在责骂我、阻挡我,突然态度180度转变,叫我继续拍、用心拍。”

亲临现场,有些口号也会在眼前凝聚成具象的事实。比如,年轻人为了呼吁更多市民参与行动,曾高举标语:我可以为你挡子弹,你愿意罢工吗?

“我先不谈这算不算情绪勒索,但在现场,我的身体真的在他后面,我听到警方开枪,他真的在为我挡子弹,那是真实的感受,在现场的感觉是大很多很多。我当下也有一个很情绪化的反应——为什么要那么年轻的人去挡在我前面,而不是由我们这些中年人去面对?这让我觉得很心噏(粤语,意指“心里纳闷”),有一种悔疚。”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成了反送中运动其中一句口号。(图片来源:受访者)

镜头是风险,也是保险

然而,作为一名影像记录者,就只能是个旁观者,纵使跟拍对象陷入险境,被推倒、被围殴,也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因为不插手,往往才是最大的帮忙。

“会有那么一刻想救他们的,但念头只是闪一闪,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我唯一可以帮到他们的,就是记录下来,去救他反而会累到件事,而且你也救不到。”

其中一名接受追访的示威者,就曾告诉周导演,他之所以愿意参与拍摄,是希望自己被拘捕的那一刻,可以有摄影机拍下来作为证据,以免被轻易入罪。“所以被我拍摄是一场冒险,但同时也是一个保障,他做好了被捕的准备,那我就做好自己的岗位。”

记录者的岗位,很多时候夹在警方与示威者之间,当双方相互攻击时,那是一个容易被误伤的位置。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水炮车砸来的辛辣与冲击,他无一没有尝过。“我试过被汽油弹吓到跌倒,扭伤脚;也试过被橡胶子弹射中头部,还好有头盔挡着没有受伤,但那次震荡给我的危机感却是最重的。”

如果要界定派别,周冠威表示,自己应当属于”和理非“,但悲哀的是,不过是拍摄一部纪录片,在香港都要承受那么大的风险。”做导演也有风险,做律师也有风险,做社工也有风险,很离谱。“(图片来源:受访者)

安全考量  删减部分画面

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对周冠威来说,最难忘的并非激烈的攻防与逃亡,而是绝望硝烟中的一次拥抱。

维持长达两周的香港理工大学包围战,周冠威认为是整场运动中最激烈、最危险的一役。他也跟随受访者的脚步走入理大校园,被警方围困在里面,无路可逃。时间一长,人也越发焦虑不安,最终崩溃。

“那位受访者抱着我,跟我说,他答应了要带手足安全离开,但他真的想不到办法。他哭得好辛苦。当下我也很动容,不断安抚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的错……我觉得那个拥抱很重要,将彼此压抑的情绪都释放了,那一刻的记忆很深,我只希望他们没事。”

最后,示威者用了不同方法离开校园,“而为了安全考量、保护相关人士的身份,我不能将部分学生离开的过程公开,所以只好将全部画面删减了。”

后来,电影里的好几位受访者也无可避免地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周冠威坦言,在电影后制的过程中,反复观看拍摄的画面,不禁数度流泪。

“那是你的家,那些人也是你的朋友,一定会有触动的,是很痛苦,但反过来说,我觉得也有积极的意义,我不停去看,也成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就像有观众跟我说,电影是很沉重,但看了会得到释放。”

眼看香港境遇每况愈下,周冠威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为这座城市付出。对于未来,他仍会保有盼望,持续做有意义的事。(图片来源:受访者)

纪实意义:没人能否定事情的发生

即使因为各种限制而无法观看,但或许对运动支持者来说,单单这部纪录片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温暖。电影在康城影展公开后,有名陌生的年轻手足向周冠威表达感谢,就算他只看过预告片,但心中已受到巨大冲击,他突然醒觉,两年前的那场运动,原来确确实实地发生过。

“我当时呆住了,他不是手足吗,他对这件事的真实性竟然会有怀疑?”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从政权到主流媒体,乃至参与者自身都好像在用力抵挡这场运动再次被提及,或者,被准确地提及。“因为有太多创伤了,所以他内心会希望这件事是假的。但有人将这件事拍下来,变成纪录片后,那么不管是政权、社会,还是他自己,都不可以再去否定它的发生。

无论是721元朗袭击831太子站袭击,抑或中大和理大冲突事件,在数间香港独立媒体被迫停止运营、资料与档案被销毁之后,也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存在,而能在多方矛盾叙事的洪流中,抓到得以佐证的浮木。

“当时,看到那么多记者在场,那么多人在拍片,难免会怀疑自己是多余的。但这些人很多都突然消失了,包括一位同行,在《国安法》落实后决定终止计划,并将所有画面提供给我使用。我也很庆幸《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将重要片段留了给我。所以这部片不是只属于我,它和这场运动一样,是很多香港人一起付出的成果。”

电影公开后,是否要挂上真名,周冠威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挣扎,但在数名受访者在纪录片中露面后,若导演选择躲起来,他笑说,那也未免太羞家,太不负责任了。(图片来源:受访者)

“电影,我愿意一生去追随你”

为了不影响电影未来的发行,周冠威也已将电影版权交给国外朋友,并做好被捕的打算。“如果发生就唯有接受咯,也不能做些什么。”他把如此无奈的语句说得极为坦然,背后大概基于信仰的力量,“我是基督徒,如果做对的事要承受苦难,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大不了。或者说,无论有没有苦难,我们都要做正确的事。”

对于年幼的孩子,周冠威也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明白,为什么大家要游行、爸爸要拍片,而爸爸坐牢又意味着什么。

“我当年也有带他去游行,我跟他解释,政府说着大话,所以令到大家很愤怒。而这套纪录片在讲着真相,所以政府会不开心,可能会叫警察抓我坐监,坐监的意思是,他会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爸爸,这些他都知道的。”

而回溯自己小时候,引领周冠威学习爱与宽恕、公义与公民意识的,不是学校,而是电影。他直言自己很反对香港的教育制度,只注重考试成绩,满足不了他的好学之心。“我从小就是个影迷,很多电影都改变了我,是我的生命导师,陪伴我成长。因为电影给我的太多了,我就很浪漫地跟电影说:我愿意一生去追随你。”

即使冒着被捕的风险,也不曾阻断他对电影的追求,因为对周冠威来说,电影不是一个工作机会,更不是荣华富贵的象征,真正重要的,是艺术里头的核心价值——“那些不就是公义咯,那些不就是爱咯。

那些,不就是《时代革命》所仅仅想要传达的事咯。

周冠威是香港电影导演兼编剧,近年作品有《十年·自焚者》、《幻爱》和《时代革命》。他透露,不管什么风格和题材,他都很感兴趣,并想要成为一个能够驾驭各种电影类型的导演,目前正在创作一部未曾尝试过的爱情喜剧。(图片来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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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仪

《访问》编辑兼记者。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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