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从历史读懂人性,从人性看透时事——专访新闻人许国伟

若有留心大马政局发展动向,或许不会对许国伟感到陌生。他自1999年涉足政治分析和时事评论,早已成为国内数家中文媒体的常驻时评员。从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他,经常引用历史故事来为眼前瞬息万变,甚或扑朔迷离的新闻时事进行分析。他发现,其实有些事情总在不断地重演,而穿透不同时空,将历史与新闻牵引在一起的,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人性没变的话,历史就会再次发生。”

我觉得人性是复杂的,没有本善或本恶,而是善恶兼有。人性就是人性,里头有多大的变化,这在历史和新闻里都可以看得到。”

人性究竟本善还是本恶?这是一场延续了千年的辩论。或许,像许国伟那样,跳脱二元对立的框架,拒绝简化的结论,方能更接近真相的本质。如果人性本复杂,那么,所有牵扯到人的事情,必然也是复杂的。因此,不管在读历史或是写评论,许国伟都愿意去找出看待一个人物的多元视角,诠释一件事情的多种可能。

对人性的认知多了,你就会知道,没有绝对的忠,也没有绝对的奸。这样一来,当你去理解每一个人的选择或决定时,你对事情的看法也变得进退有度,写评论时,你不会把某某说成绝对的坏人,让自己落入没有退路的余地;读历史时,所有人物的生与死也变得有温度,他们像我们一样,有哭有笑有悲有喜,不是只有一张面孔。

这样的一番体悟,当然不是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的。眼前穿着黑色衬衫,说话语气和缓沉稳的许国伟,看似不争不抢的样子,其实曾经也是一个执着于是非必须分明的人,喜欢与立场不同的人辩输赢,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候的他“用力过度”了。

围绕着“时评员”身份展开整场访谈,却几乎在访谈的最后听到许国伟说,其实时评员并不是他在乎或喜欢的称号。“对我而言,像张木钦、谢诗坚,他们才是真正的时评人。他们的文笔,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接触过的政治领袖足够多,这样才有办法将评论写得入木三分。”(摄影:张慧敏)

菜鸟记者与“愤青”时评员

从台湾毕业回马,许国伟随即投入一家媒体机构,实现从小到大的心愿,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然而,由于不是本科出身,入行初期,甚至连“PC”是记者会的英文缩写也听不懂,更对撰写新闻稿的方法完全没有概念,让他吃尽苦头。

“你不知道新闻是什么,虽然大家都说五个W一个H,但你以为可以像读书时写作文那样写新闻,抓重点也不会。结果整篇稿完全不能用,被主管狠狠训了一顿。”

当时的许国伟在巴生担任地方新闻记者,入行隔年,即碰上1999年全国大选,加上马华政党后来又滋生出“AB队之争”的风波,撰写政治分析与评论便成了工作内容之一。

“刚开始写的评论还是很像作文,有起承有转合。你知道,以前在报馆写社论,自然是代表报馆立场,不能掺杂太多个人看法,大家都讲求四平八稳,所以常常变成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读者也无法明确地从中获得启发。”

后来,当他能够代表自己的身份写时评时,开始将自身立场和情绪融入字句之中,却又用力过度,有失偏颇。“年轻时,你会觉得黑白是对立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当评论过于绝对、武断,反而锁死了自己。“以前也会觉得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别人不认同我,我就要跟你争个高低,一定要说服你,甚至压倒你。”

即使偶有前辈提醒,要他尝试设身处地,多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但年轻气盛时不会将这些话听进心里。“那时有些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懂的比他们多。直到后来经历多了,也跌倒了,才会意识到,自己果真太年轻了。”

许国伟从1998年开始当记者,后来曾任南洋商报副新闻编辑。比起时评员的身份,他更安于以“新闻人”自称。图为他当年在巴生任地方新闻记者,“常有外国军舰来西港,就会去采访。”(图片来源:受访者)

未卜先知,不是时评员的职责

时评人的“跌倒”事例,不外乎写文章得罪了人。对方因此当面斥责,或是出言恐吓,许国伟都遭遇过。“恐吓包括说,你这么写,我可以向你的上司投诉你。”比较为人所知的,是他后来曾在中文电台主持早班节目,却被电台悄悄撤掉其主持人身份,引发各界揣测。

事缘时任马华总会长翁诗杰到节目做客,当时踊跃在不同场合对马华当权派做出批判的许国伟,事前曾获上司警告,不许在节目中提出过于尖锐的问题,于是,他选择反其道而行,以全程保持沉默的方式来进行抗议。

“这违反了主持人的操守。因为当时还年轻,有些东西你会坚持的,哪怕政党领导层来到节目上,你都选择直接对抗。当然我也曾有过更激烈的手段,比如在其他场合猛烈批评,但这些都属于过去式了。”

那么,如今的许国伟若置身相同处境,他会怎么做?

“现在的我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我可以用更好的提问技巧,针对自己所有的质疑,当面质问他。直接对抗的话,最后其实会是两败俱伤。”

时评员需要迎合读者吗?“在社媒时代,你面对的是更多的大众,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但在表达形式上,你可以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更易懂,从‘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另外,你也必须找到与读者切身相关的角度,这样他们才会关心。”(摄影:张慧敏)

时评人的另一种“跌倒”姿态,还包括自己对时局的预测经不起考验,被现实“打脸”。

例如,许国伟曾在509大选之前,赞扬公正党并没有因为与马哈迪合作,就替马哈迪洗白,“所以,我认为公正党若真执政,应该能够有效地制衡马哈迪。”他莞尔,“结果,公正党自己内部有一大堆问题……我承认自己真的看走眼了。”

摔跤后如何再站起来,较得体的方式,无疑是直面自己的误失。

评论员必须要有承认自己判断错误的勇气。很常有人会问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胜谁负,以前的我很喜欢去猜测,后来我不猜了。评论员不是算命师,你要做的不是未卜先知。大家都喜欢探问结果,但其实后来我更关注的是过程,因为结果有太多变数,所以我不太去谈结果。

人人都能评论的时代,“这是一件好事”

时评员的职责不在预测未来,那么,尤其在现今自媒体崛起、意见泛滥的年代,时评员的意义何在?

在许国伟看来,从古至今,时评员所扮演的角色未曾改变,依然是为大众提点发生在社会里的大小事情。“有时候,时事评论未必是为了给出一个答案,它只是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和角度。

图为许国伟父亲多年来收集儿子专栏的剪报。(图片来源:受访者)

从报馆出身,一路走到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对于主流媒体平台的更迭,他是乐见其成的。

“以前,所谓的评论几乎由报馆垄断,社论版多由报馆自己包办,只开放一小部分给读者投稿,声音很少。这些人所能提供的想法是有限的,而且也已经过报馆主编的筛选过滤。”

后来,首相阿都拉上台,祭出推动媒体开放的政策,电视台和电台开始出现时事评论的节目。“我刚好遇上这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最大的改变,就是要将文字转换成声音,会写的不一定会讲,能够适应这种改变的评论员,就能生存下来。”

再后来,网络时代来临,需要面向的是更为广大的受众群,写者与读者的交流也变得无以回避。

“今天,监督和挑战你的人更多了,逼得你必须努力让自己不断进步。当人人都能做评论的时候,这其实也说明了,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的专业——当我们需要法律的角度,可以看到有律师在写,当我们需要经济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在写。这是一件好事。”

但回看自身,许国伟却感到心虚,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深入掌握一个专业的知识背景。这么说来,难道历史说不上是一门专业吗?

因为不了解,才会觉得历史很沉闷

从小立志当记者,后来却到台湾大学修读历史系,许国伟叹了一口气,笑说,那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意料之外的人生岔路。“因为成绩不是很好,考不进新闻系。”当初,他是抱着“先读一年,明年再转系”的心态入读,读着读着却开始看到历史有趣的地方。

他说,中学对历史提不起兴趣,是因为要死记硬背课本内容来应付考试。到了大学才发现,其实历史是活的,不管是老师的教学,还是接触的史料,都在引导着他如何多角度地进行思考。

你会觉得历史很沉闷,是因为你不理解它。历史本该是多面的,但我们的学校课本里,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邪恶的,都有别人替我们写好了结论。可是后来读得多了,你会发现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就跟人一样复杂,它没有一个结论。

他举例,就像后人普遍定义,和珅是贪官,海瑞是清官,“那么我会尝试去理解,和珅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大贪官,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如果我身处那个情境,我可能也会变成贪官;而清廉也不是海瑞的本性,我会去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坚持。

“历史读到最后,就是去理解人性,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样一来,那些历史人物就不再是冷冰冰的,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许国伟分享他的阅读习惯:“我没有一本书是完完整整读完的。我常常会从书架随手抽出一本书,翻翻了就放回去。当我读到很好的重点,就往里头塞一张名片,这就成了一个记忆点,方便我将来想要引用时可以快速搜寻。”(摄影:张慧敏)

如此看待历史的眼光,投放到当今出现在新闻里的政治人物身上,与其轻易地为读者下结论判定一个人的好坏,许国伟选择尝试去理解过程。“国家领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难道他傻的吗,不是嘛。”

这么做是为了让评论更加公允客观吗?

“这其实不只是客观,而是多角度。评论本身就是在提供角度。人性本来就复杂,那所有新闻事件也是复杂的。而我后来发现,政治新闻里的那些权谋、权力斗争,都跟历史似乎有一些关联,当我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时,我就多了一个角度。”

于是,他开始在评论里引用历史故事,反射出新闻事件里似曾相识的面向。

▲针对纳吉与罗斯玛的事件,许国伟心想,历史上有哪些人物特别怕老婆,他想到了唐高宗,并发现两人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于是沿着这条思路写了一篇“夫人干政”的评论。

然而,许国伟也清楚,这些历史知识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早已垂手可得,说不上是一个过人之处。“找到历史和新闻之间的关联,是我今天还能够写文章的唯一方式。我没有一个专业,这是我吃亏的地方,但也迫使我必须更加努力。”

如果历史会重演,时评还有意义吗?

既然不能“专”,惟有做到通、博、杂,扎稳基本功。每日翻阅至少六家涵括三语的媒体新闻,是以前在报馆养成的习惯。大量的、庞杂地阅读,是许国伟为了弥补不足所固定在做的功课。“如果没有做足功课,我就不谈。不熟悉的领域,比如经济、法律、心理和两性课题,我也不谈。”

那么,对于一名拥有20余年经验的时评人而言,什么题材最难写?

“朋友,”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政治领袖,同时又是你的朋友,而你必须写文章去批评他的时候,这是最难写的。翁诗杰是一个例子。但事过境迁之后,我们碰面了还是可以有说有笑。”他开玩笑说,“可能我年纪大了,人也变得油条了。”

可是,媒体作为民主社会里的第四权,身为新闻人,是否应该要与当权者保持距离,才能更好地进行监督?

“在美国,有些媒体高层与政治人物也是朋友,但他们依然可以公然批评对方。我们这里不太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大家会夹带私人情感,觉得你是我的朋友,何不在私底下跟我说。或许我们可以更认得清这一点:今天你批评我,是因为你在岗位上的需要,我们只是在各自的岗位把事情做好。”

许国伟苦笑说,身为时评员,生活中的朋友也不会多。“大家立场不同,当你批评他崇拜的领袖时,他可能会讨厌你。譬如509大选前,单是支持或反对马哈迪与希盟合作的议题,就能让你少了很多朋友。所以后来我不跟亲友谈政治,我不去争辩自己的立场,也说明了我珍惜你这个朋友。”(图片来源:许国伟脸书)

最初因为工作需要开始撰写评论,转眼20年过去了,如果坚信人性不变,历史就会不断重演,这样的观念是否也消解了写作的意义?许国伟却坚持写到现在,背后驱使他的动力,难道不是为了想要促成改变吗?

“年轻时,你真的觉得自己写的评论能够改变社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后来,你开始觉得自己的评论就像狗吠火车。一定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现在,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知道自己能够改变的是什么。

“你能改变的,就是当你提供更多角度给群众时,从他们给你的留言和回馈,你发现他们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而不是只有纯粹的谩骂。那么,他往后面对任何新闻时事,就可以拥有新的思考角度。这是你可以看到的改变,虽然不大,但会让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所以,对于人性,我们无需过于悲观?

人性不变,历史就会重演。坏的部分在重演,同时,好的历史也在重演啊。关于坏的部分,我们尽量避免它的发生;关于好的部分,我们就去推它一把。”

编按: TEDxPetaling Street 2022年会“启”将于10月22日(六)早上9时至傍晚6时在马华大厦三春礼堂举办,许国伟为今年年会的讲者之一;有兴趣购买门票者,欢迎浏览TEDxPetaling Street官网,查询票价详情。

你也可以看许国伟专栏《舟人指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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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仪

《访问》编辑兼记者。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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