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2019年末爆发，2020年初，我国政府医院开始接收感染COVID-19病毒的病患。尽管其他国家已经出现死亡病例，但我国病情在当时相对较轻。经过传染病专科医生的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都得以痊愈，开开心心地出院。
虽然当时没有因新冠病毒去世的病例，但法医部门已开始做好准备对抗疫情。我们参加了所有医院就新冠病毒举行的会议，并且随时关注卫生部最新发布的消息。
当时，卫生部发布了新冠病毒遗体处理指南，但指南内容笼统，我们还是必须与团队开会，以卫生部指南作为基础，为部门编写适用的新冠病毒遗体处理守则，完成后提交给医院院长审核。
有一天，我完成解剖后，收到院长助理的电话，要求我到院长办公室向院长汇报法医部门对抗疫情的准备工作。我顺手拿了随身碟，前往院长办公室。院长提出一个建议：“陈医生，也许你可以考虑和不同病房做一些演习？这样可以训练法医部门工作人员的遗体处理技能，同时也可以测试所编写的指南是否有效，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听了院长的建议，我恍然大悟。通过演习，不仅可以训练法医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可以测试所编写的守则是否可行，及时做出调整。于是我和几个病房的护士长开会，商讨有关演习的安排。
我们法医部一共做了三次演习，通过相机录制演习过程，反复回放，不断改进法医部门的新冠病毒遗体处理守则，以将感染病毒的风险降至最低。对于所有不足之处，我们都做了记录、检讨并提供训练，以确保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信心抗击疫情。
除了完整的新冠病毒遗体处理守则，我们还为法医部门做了简单的装修。为了让处理新冠病毒遗体的工作人员完成作业后能够安心回家，我们在识别遗体的房间外，将原本是清洗靴子的区域，改造成冲凉房，方便工作人员除去个人防护装备后洗澡，更换干净衣服再回家。
众所周知，法医部门的工作流程是：警方到案发现场将遗体包裹好，送到医院，再由医生解剖。解剖后，遗体才会交给殡葬业者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法医部门并没忘记警方和殡葬业者。我们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殡葬业者以及警察部队安排讲座，培训他们如何处理新冠病毒遗体。
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挑选了法医部的“精英部队”，由我本人领导几名资深的普通医生和医药助理。精英部队的宗旨是处理一些棘手的新冠病毒遗体，例如需要解剖的。这些遗体必须在特别的解剖室做解剖，即生物安全设施的第三级（biosafety level 3）。工作人员必须穿上类似太空服的个人防护装备（空气净化呼吸器；Powered air-purifying respirator, PAPR）。因此，精英部队队员需额外接受特殊训练。
训练过程中，有一名队员突然放弃。他表示非常担心接触新冠病毒患者的遗体会感染病毒。当时还没有疫苗，加上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不深，难免会担心自己的安危。我完全理解他的顾虑，并没责怪他。我告诉他我们不是冲锋队，也不是敢死队，但要是连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都退缩了，那谁来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呢？我们只有尽量学习如何保护自己，降低感染的风险。可以想象，那时新冠病毒是多么令人害怕！
不久，法医部就接到了医院的第一宗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遗体。死者是一名非穆斯林。我亲自与死者的女儿见面，向她讲解如何处理遗体。她已经委托殡葬业者和我们法医部接洽。等待殡葬业者到来期间，我向死者女儿简单讲解遗体处理流程。她看起来异常冷静，与我想象的不同。死于新冠病毒的死者家属不能接触遗体，我觉得死者的女儿应该会更悲伤难过才对。
当殡葬业者抵达我们法医部时，才知道死者是死于新冠病毒，他们并不熟悉新冠病毒遗体处理指南，也没信心处理。时间紧迫，遗体必须尽快处理，我立即吩咐工作人员联系之前受过训练的殡葬业者来接手。他们接获通知后，毫不犹豫来到了法医部，协助家属处理遗体。接着，我领着死者的女儿来到辨别遗体的房间（identification room）。
遗体辨别的房间原本是作为医学生上课用的房间，用于观看隔间解剖室内的解剖流程。解剖室和遗体辨别房间隔着一层玻璃窗，家属可以透过玻璃窗观看遗容，确认死者是他们的亲人，领取正确的遗体。殡葬人员会在解剖室将遗体放入棺木并封好，家属可以一览整个处理过程。
当我领着死者的女儿来到遗体辨别房间前，她突然停下脚步，一手靠墙，脸埋在右手上，止不住泪流满面。过了一阵子，才缓慢地拖着沉重的步伐，继续走向间隔玻璃前。工作人员打开尸袋时，她还是崩溃了。望着父亲躺在遗体托盘上，她拍打着间隔玻璃，呼唤着父亲，喊着为什么他可以就这样离开，留下她一人。可惜父亲再也不会回应。
她眼神呆滞，无语地坐在房间内的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她最熟悉的脸庞，这是她最后一次确认遗体身份。确认完成后，工作人员轻轻地拉上尸袋拉链，让殡葬人员将遗体放入棺木封好。棺木喷上消毒剂后，被送进灵车，直接送往火化场火化。
尽管新冠病毒遗体处理过程相对简单，但我们从未仓促处理。我们了解家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和接受亲人的突然离世。这也是我们能够帮助死者家属唯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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