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1910年大鼠疫的马来亚人 | 刘镇东 | 分享

今天是2020年世界书香日，全球人类正留守在家里防止新冠病毒扩散，很适合推荐大家阅读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一书，从中认识这位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医学家与公共卫生先驱。

某天我在吉隆坡的公园跑步，看到前面有人穿着印有“Wu Lien Teh”字眼的运动服。由于那段时间刚好投入阅读《鼠疫斗士》，一度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状况。原来那是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的运动服，该校把学生分成几个体育竞技队伍，而其中一队就以伍连德命名。

在我执掌槟城研究院期间（2009至2012年），槟城社运闻人拿督安华法扎（Dato’ Anwar Fazal）安排了几位研究伍连德的中国学者来访，共同商讨如何在槟城推动伍连德研究及纪念活动。在2003年SARS疫情后，伍连德抗疫方面的贡献再次受到了中国学者高度重视。

很高兴在我离开槟城后，槟城成立了以安华法扎为首的伍连德学会，会址就设在槟城研究院。槟城研究院园区（No 10，Brown Road）也设有伍连德铜像，纪念这位来自槟城、领导世界的顶尖马来亚人。

槟城Areca Books出版社于2014年在《星报》赞助下，重印伍连德长达660余页的自传，而我在过去几年内就陆续买了20多本送给朋友。

在新冠疫情笼罩下重温此书，感受会非常深刻。

某个程度上，我们此刻的危机，远比伍连德在1910年杪至1911年初所面对的中国东北大鼠疫更为严峻。伍连德自1908年在天津教学，于1910年12月被派往东北领导抗疫工作，1911年3月1日就再也没有新增病例。整个4月份，中国清政府召开了国际鼠疫大会，由他担任大会主席。

伍连德开创的疫情管控模式（伍氏口罩、追踪和隔离病例、社交距离、行动限制等），百余年后仍然值得参考。

他用几层棉布与纱布设计的口罩，也是现代手术用口罩的前身。伍氏口罩的实用性起初难免遭到一些怀疑，但很快就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不高、制造过程不难，而且能够有效防止病毒的扩散。同样的口罩经过现代化与大量生产，成为了今天抗疫急需的手术用口罩。

最近，我读到一篇有关印度把火车车厢用作隔离中心的新闻。伍连德早在110年前就已是采用这方法的第一人。他当时也借了军警之力，进行病例追踪。

我在3月20日撰写的文章提及，在疫苗成功研制之前，我们最终难免要走向全民戴口罩的防疫措施。一个月前，世界卫生组织与多国政府仍普遍认为无症状者没必要戴口罩。我的看法或多或少受到了伍连德的启发。

伍连德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医生向来谨慎且一定戴上口罩，却因为意外接触病患而赔上性命。有一天，该名医生与几位同僚前往总医官办公室，责备了以冷茶招待他们的仆人。仆人不满并回说热水还没煮好，这时候病毒可能透过仆人的唾液传染给了医生。同一天傍晚，仆人因鼠疫病逝，医生也在几天后死亡。

即便我们谈着的是110年前不同的疾病，这也足以让我们提高警惕。

1911年，中国因为野味的买卖爆发了鼠疫，今天的新冠病毒也被认为同样源自于野味。捕杀蒙古旱獭（一种土拨鼠）的熟练猎人，一般只以健壮的为猎物。在鼠疫爆发的前几年，欧美市场对土拨鼠皮有越来越高的需求，导致很多新手投入捕杀土拨鼠的行列，并且任意猎杀。由于猎人粮食短缺，他们也食用土拨鼠。这些猎人住在拥挤的廉价客栈，20至40人一起住在密不通风的房间里，以渡过东北地区的寒冬。

鼠疫透过当年新建的铁路系统扩散，连接铁路的小镇都遭到了病毒的侵袭，最终有6万人死亡。2020年的今天，新冠病毒则是透过国际航空运输，蔓延至全球。

还有两大原因，让《鼠疫斗士》非常值得一读。

第一，是有关伍连德与20世纪初的槟城。

透过伍连德的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槟城20世纪初的生活面貌。他是槟城大英义学的资优生，在1896年获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他于1903至1904年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研究一年。这间医学研究院今天仍然还在运作，新冠疫情的爆发也让我们意识到医学研究的重要性，未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预算加以支持和推动。或许医学研究院可商议把伍连德列为他们的其中一位非欧裔先驱。伍连德1904至1908年在槟城的生活可说是艰苦，由于他活跃反鸦片运动，进而让他被视为反英殖民政府，以致他的生活并不好过。伍连德的岳父为带领福州移民开垦砂拉越诗巫的黄乃裳，新加坡华人领袖林文庆则是他的连襟。

第二，是有关伍连德与中国的动荡时代（1908至1937年）

当时没有其他马来亚人像伍连德一样，亲眼见证了1911年中国清政府灭亡，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他才返马，期间经历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变迁。对于不谙中文，不太懂北京话的伍连德（他说广东话），能在中国官场打滚20多年并担任其中最高阶的医官，确实是奇迹。

伍连德1908年刚抵达中国，准备前往北京，就听闻光绪皇帝驾崩的消息，而慈禧太后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逝世。伍连德与唐绍仪是一辈子要好的朋友，后者在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伍连德也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好友，莫理循的儿子伊恩（Ian Morrison）是在韩战不幸身亡的战地记者，正是韩素音在《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ured Thing）写的人物原型。受英文教育的伍连德，在火车上遇到千里达岛出生的华人Eugene Acham，还为他取名陈友仁，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短暂的外交部长。伍连德也成为了“皇帝”袁世凯弥留时的医官之一，接任袁世凯总统职的黎元洪则委任伍连德为特别医官。

热爱历史的人，可以从伍连德的一生看到中国和整个区域在那动荡时代的精彩记录。

最后，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阅读伍连德事迹，了解和传承马来（西）亚人从以前到现在，都能走向世界、为人类谋福祉的进取精神。伍连德在1935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医学奖，我们可以从这位让中国医疗体系现代化的马来亚人身上，学习百年前的抗疫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