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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1910年大鼠疫的马来亚人

今天是2020年世界书香日,全球人类正留守在家里防止新冠病毒扩散,很适合推荐大家阅读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一书,从中认识这位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医学家与公共卫生先驱。

图片来源:原文作者提供

某天我在吉隆坡的公园跑步,看到前面有人穿着印有“Wu Lien Teh”字眼的运动服。由于那段时间刚好投入阅读《鼠疫斗士》,一度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状况。原来那是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的运动服,该校把学生分成几个体育竞技队伍,而其中一队就以伍连德命名。

在我执掌槟城研究院期间(2009至2012年),槟城社运闻人拿督安华法扎(Dato’ Anwar Fazal)安排了几位研究伍连德的中国学者来访,共同商讨如何在槟城推动伍连德研究及纪念活动。在2003年SARS疫情后,伍连德抗疫方面的贡献再次受到了中国学者高度重视。

很高兴在我离开槟城后,槟城成立了以安华法扎为首的伍连德学会,会址就设在槟城研究院。槟城研究院园区(No 10,Brown Road)也设有伍连德铜像,纪念这位来自槟城、领导世界的顶尖马来亚人。

槟城Areca Books出版社于2014年在《星报》赞助下,重印伍连德长达660余页的自传,而我在过去几年内就陆续买了20多本送给朋友。

在新冠疫情笼罩下重温此书,感受会非常深刻。

某个程度上,我们此刻的危机,远比伍连德在1910年杪至1911年初所面对的中国东北大鼠疫更为严峻。伍连德自1908年在天津教学,于1910年12月被派往东北领导抗疫工作,1911年3月1日就再也没有新增病例。整个4月份,中国清政府召开了国际鼠疫大会,由他担任大会主席。

伍连德开创的疫情管控模式(伍氏口罩、追踪和隔离病例、社交距离、行动限制等),百余年后仍然值得参考。

他用几层棉布与纱布设计的口罩,也是现代手术用口罩的前身。伍氏口罩的实用性起初难免遭到一些怀疑,但很快就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不高、制造过程不难,而且能够有效防止病毒的扩散。同样的口罩经过现代化与大量生产,成为了今天抗疫急需的手术用口罩。

最近,我读到一篇有关印度把火车车厢用作隔离中心的新闻。伍连德早在110年前就已是采用这方法的第一人。他当时也借了军警之力,进行病例追踪。

我在3月20日撰写的文章提及,在疫苗成功研制之前,我们最终难免要走向全民戴口罩的防疫措施。一个月前,世界卫生组织与多国政府仍普遍认为无症状者没必要戴口罩。我的看法或多或少受到了伍连德的启发。

伍连德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医生向来谨慎且一定戴上口罩,却因为意外接触病患而赔上性命。有一天,该名医生与几位同僚前往总医官办公室,责备了以冷茶招待他们的仆人。仆人不满并回说热水还没煮好,这时候病毒可能透过仆人的唾液传染给了医生。同一天傍晚,仆人因鼠疫病逝,医生也在几天后死亡。

即便我们谈着的是110年前不同的疾病,这也足以让我们提高警惕。

1911年,中国因为野味的买卖爆发了鼠疫,今天的新冠病毒也被认为同样源自于野味。捕杀蒙古旱獭(一种土拨鼠)的熟练猎人,一般只以健壮的为猎物。在鼠疫爆发的前几年,欧美市场对土拨鼠皮有越来越高的需求,导致很多新手投入捕杀土拨鼠的行列,并且任意猎杀。由于猎人粮食短缺,他们也食用土拨鼠。这些猎人住在拥挤的廉价客栈,20至40人一起住在密不通风的房间里,以渡过东北地区的寒冬。

鼠疫透过当年新建的铁路系统扩散,连接铁路的小镇都遭到了病毒的侵袭,最终有6万人死亡。2020年的今天,新冠病毒则是透过国际航空运输,蔓延至全球。

还有两大原因,让《鼠疫斗士》非常值得一读。

第一,是有关伍连德与20世纪初的槟城。

透过伍连德的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槟城20世纪初的生活面貌。他是槟城大英义学的资优生,在1896年获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他于1903至1904年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研究一年。这间医学研究院今天仍然还在运作,新冠疫情的爆发也让我们意识到医学研究的重要性,未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预算加以支持和推动。或许医学研究院可商议把伍连德列为他们的其中一位非欧裔先驱。伍连德1904至1908年在槟城的生活可说是艰苦,由于他活跃反鸦片运动,进而让他被视为反英殖民政府,以致他的生活并不好过。伍连德的岳父为带领福州移民开垦砂拉越诗巫的黄乃裳,新加坡华人领袖林文庆则是他的连襟。

第二,是有关伍连德与中国的动荡时代(1908至1937年)

当时没有其他马来亚人像伍连德一样,亲眼见证了1911年中国清政府灭亡,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他才返马,期间经历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变迁。对于不谙中文,不太懂北京话的伍连德(他说广东话),能在中国官场打滚20多年并担任其中最高阶的医官,确实是奇迹。

伍连德1908年刚抵达中国,准备前往北京,就听闻光绪皇帝驾崩的消息,而慈禧太后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逝世。伍连德与唐绍仪是一辈子要好的朋友,后者在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伍连德也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好友,莫理循的儿子伊恩(Ian Morrison)是在韩战不幸身亡的战地记者,正是韩素音在《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ured Thing)写的人物原型。受英文教育的伍连德,在火车上遇到千里达岛出生的华人Eugene Acham,还为他取名陈友仁,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短暂的外交部长。伍连德也成为了“皇帝”袁世凯弥留时的医官之一,接任袁世凯总统职的黎元洪则委任伍连德为特别医官。

热爱历史的人,可以从伍连德的一生看到中国和整个区域在那动荡时代的精彩记录。

最后,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阅读伍连德事迹,了解和传承马来(西)亚人从以前到现在,都能走向世界、为人类谋福祉的进取精神。伍连德在1935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医学奖,我们可以从这位让中国医疗体系现代化的马来亚人身上,学习百年前的抗疫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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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镇东

现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也是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柔佛柏岭州议员,同时也是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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