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私人经营的表演艺术空间大约用十根手指头便能数出来，而在这片艺文活动不受重视的土地，有一批人却坚持在办艺文活动，甚至创办了表演艺术空间，希望能借此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你是否想过，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稳赔不赚”的生意？而经营表演艺术空间究竟有多难？
说起马来西亚的表演艺术空间，不能不提大名鼎鼎的本地英文剧团艺人馆（The Actors Studio）创办人——拿督法丽达美利坚博士（Dato’ Dr. Faridah Merican）。
不，除了她之外，还有陪她风雨同路的丈夫祖哈山（Joe Hasham OAM）。
他们两人，可说是马来西亚私营表演艺术空间的拓荒者。
法丽达与祖哈山自1989年成立了艺人馆后，便长期投身于我国文化产业，包括在1992年开办艺人馆学院、培养新锐；1995年还自掏腰包创办我国首家私营剧场； 2005年创办我国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KLPAC）；30年来更是制作了近千场精彩演出。
两夫妇是艺术界里出了名的“黄金拍档”，对我国艺术产业所做出的贡献亦有目共睹。
法丽达除了在2004年于BOH金马仑艺术大奖获颁终身成就奖外，多年来的付出也让她获得了“大马剧场第一夫人”（The First Lady of Malaysian Theatre）的美称。如今已年届79岁的法丽达仍活跃于剧场界，不仅担任舞台剧导演，也身体力行地参与舞台剧演出……她对剧场的热爱，似乎永远不会消亡。
这样一号人物，你若说她“搞艺术是为钱为名”，一般人也是不相信的。那究竟为什么，她要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投入在文化产业，为了艺术乐此不疲呢？
法丽达告诉《访问》说，她从上世纪50年代末，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踏入剧场，毕业后当了五年的老师，也曾在第四台（现为TraXX FM）担任播音员，之后又踏入了广告界。而这段时间里，表演艺术一直都是她的副业，主要担任演员。
“当时从事艺术工作是完全不赚钱的，所以那时当演员，纯粹是因为我非常享受表演艺术工作。与此同时，它也给了我机会认识很多很棒的人，包括作家、导演、诗人，甚至是很有名望的前辈，我能够听他们分享他们在艺术方面的知识。”
投身剧场多年，法丽达深知当时的环境缺乏什么，那就是私营剧场。
“创办艺人馆后，我们跟其他的剧团几乎都在讨论相同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场地，唯有如此我们才不用倚赖国营剧场。之所以不能倚赖国营剧场，是因为那些地方并不‘属于’我们，即使我们预订了场地要办演出，他们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踢走’，只因为他们自己要用到那个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表演艺术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共同想法——民间必须拥有自己的剧场。”
1995年，也就是距离法丽达夫妇创办艺人馆的六年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地点——位于独立广场的Plaza Putra。
“大家都觉得我们疯了，因为创办一个剧场必须花很多钱，而且完全是用我们自己的存款。那个场地很小，只能容纳153人，但我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因为那是第一个由私人拥有的剧场空间。至于当初花了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并没有办剧场的经验，也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被人多征收费用，但重要的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场地。”
随着首间艺人馆剧场（The Actors Studio Theatre）的成立，法丽达和祖哈山又陆续打造了分别可容纳100人与260人的两个剧场空间，而艺人馆学院也正式落址于Plaza Putra，一切看似美好又顺利。惟，一场突如其来的水灾，却将法丽达耗费八年心血所建立起来的艺术中心给冲毁了。
“2003年6月，因为吉隆坡的那场水灾，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场地，这八年来，我们努力的一切也付之一炬。我为此哭过，也挣扎过，但我依然没有想过要放弃，我相信上天总是会眷顾有信念的人，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希望。”
然，若没有那场水灾，就不会有后来的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而我国艺文界的发展又会是如何？没人说得准。
2005年，凭借杨忠礼集团（YTL Group）的支持，法丽达夫妇成功开办了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该中心目前共有3间剧场，分别可容纳504人、200人以及100人，另外还有9间工作室，堪称是我国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与艺术家聚集的中心。
法丽达：经营剧场必须“脸皮够厚”
从1995年至今，法丽达早已从一个不懂得经营剧场的“菜鸟”摇身一变成为“大马剧场第一夫人”，摸索着走过了这24个年头，对于剧场经营这回事，她亦有着许多切身体会。
“我们很幸运，一路上都获得许多赞助商的支持，有些赞助商甚至是从1995年就一直支持着艺人馆，我们也曾经通过文化部得到政府的一些援助，但，这些永远都不够。直到今天，我们一直都需要寻找资金，你永远不会从我口中听到：我们有足够的钱生存下去了。”
法丽达指出，无论是场地租金、电费、水费、员工薪资、演出制作费还是维护费用，统统都需要钱。
“我们很乐意看见有公司或企业愿意花钱打造这些剧场空间，但如果他们也愿意承担管理费用的话，那就更加完美了。在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做这件事，而是希望我们‘独立’，能自己照顾自己，但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演出的票价很便宜，所以获得的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剧场的管理费用。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去找赞助商，也必须有一张厚脸皮。”
尽管艰难，法丽达仍是坚持着走到了今天，因为她相信，这就是她的使命。
“我相信艺术能改变一个人，少了艺术，人就不是完整的。我很欣慰的是，看到年轻人从我们的大门走进来并且愿意学习，他们有的想做剧场，有的想学舞蹈，有的想学音乐，有的想进入管弦乐团。若是凭我一己之力，我肯定没办法让他们追求他们的梦想，但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可以。对我来说，经营一家表演艺术中心，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这是上天赐予我的一个宝贵机会。”
DPAC——为舞者开创平台
提到KLPAC，相信很多人都会马上联想到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DPAC）。创办于2013年的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是仅次于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二大私营剧场，与法丽达不同的是，DPAC创办人并非演员出身，而是9岁就开始学舞，并于22岁开办了舞蹈学院的拿汀Jane刘秀珍。
若要谈DPAC之所以出现的原因，首先必须从刘秀珍的舞蹈背景说起……
刘秀珍9岁就开始学习芭蕾，19岁时飞到美国纽约杰弗瑞芭蕾学校进修，年纪轻轻的她，其实一早就为人生做好规划，22岁那年，她成功考取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ISTD）与英国皇家舞蹈学院（RAD）的专业舞者教学文凭，回到马来西亚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学院——Dance Space。经过26年的努力，Dance Space如今已发展成为全马最大的舞蹈学院，学生超过一千人，而正是因为Dance Space的成立，让刘秀珍不禁有了创办私营剧场的念头。
“第一，我曾经是一个舞者，我知道对一个表演者来说，平台有多么重要，因为唯有站在舞台上，他们才能散发光芒；第二，我必须为我的学生制造平台，所以我一直都在制作舞蹈演出，一年会制作两到三场，不只是纯教学。如果想让我的学校永续经营下去的话，我必须让学生有路走，让他们学习舞蹈的同时，有表演的平台，最终他们能选择做一名舞者或当舞蹈老师，而不是在缺乏平台的情况下，离开这个行业。”
于是，刘秀珍在六年前毅然决然地创办了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然而，创办动机简单，经营过程却一点也不容易。
“这六年来，我们始终无法获得政府的支助，所以资金方面都要靠自己。像我的话，必须把从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投资到DPAC，几乎每年要投120万令吉左右，因为制作一场艺术节最少都需要20万……而单单靠租借场地给其他表演单位，是远远不够的。”
刘秀珍表示，DPAC一年52周里，70%的日子都会将场地租借给各个剧团，但由于深知剧团的苦楚，租借费用也不会定得太过高昂，避免其他剧团“亏太多”，至于30%的日子，DPAC则会用来制作节目，惟制作节目几乎都是“亏本生意”。
“我们尽量制作高水准的节目，六年来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好节目，但大马人并没有进剧场看演出的习惯，不同于欧洲国家，可能下了班就会去剧场看演出，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文化。也因为如此，为了让本地观众踏入剧场，演出的票价我们一般都定在58令吉或68令吉左右，所以几乎每一场我们所制作的节目都是亏本的。”
刘秀珍：艺术是无价的
若换作一般人，一个年亏百万的生意，想必第二年就已经“关门大吉”，但对刘秀珍来说，DPAC的价值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DPAC每年都在亏钱，可是有些事，不一定非得能‘赚钱’才去做，DPAC的文化价值就比产值来得更重要。如果我想赚钱，我可以用很多别的方式去赚钱，而经营DPAC就像在投资艺术产品，我更注重的是如何去培育艺术家和人才，在提高马来西亚艺术水平方面，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尽一份力。”
让刘秀珍感到雀跃的是，DPAC的观众人数正逐年增加，租借剧场的艺术工作者也越来越多，象征了我国的艺文活动正处于持续发展中的阶段，因此六年来的努力并非没有成效。
小型表演艺术中心，夹缝生存
除了这两家大型表演艺术中心相对成熟且知名，其实我国还有许多艺术工作者也前仆后继地成立了小型表演艺术中心，在2017年9月成立的声活小戏场（The Play Haus）就是其中一例。
声活小戏场和儿童剧团红姐姐工作室有着无法切割的密切关系，因声活小戏场的三名创办人正是“红姐姐”洪绣晴、其胞弟Simon洪良友，以及丈夫陈嘉健（JJ Sound Works老板）。若要说声活小戏场是红姐姐工作室的“延伸”并无不可，但声活小戏场想要做的却不只是如此。
Simon洪良友说，“红姐姐工作室原本的演出场地是在一家店铺的楼上，之所以从店铺搬到了商场，一个更大的空间，除了是希望能容纳更多来看儿童剧的观众外，也能创造一个平台，让不同类型的艺术工作者共同去‘玩’，创造更多好节目。”
虽是小本经营，当初在打造可容纳180人的演出空间时，洪良友一行人依然耗费了将近30万令吉的预算，才完成了这个专为剧场而设的演出场地。然而，令洪良友料想不到的是，马来西亚的艺术市场并不成熟，没有“足够的观众”，意味着，剧场演出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多。
“我们一开始的想象是很美好的，虽然我们的设备和空间不像KLPAC、DPAC那么完善，但The Play Haus的租借费用相对低廉，可以降低剧团的制作成本。加上红姐姐工作室和JJ Sound Works的演出一年大概已经占用了20至30个周末，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剩余的20个周末租借给其他表演单位就好，问题是，没有很多相关表演单位愿意租借我们的场地。”
洪良友解释道，由于进剧场看演出的观众不多，很多剧团一年只会制作一场演出，甚至两、三年才办一场，因此剧团对演出空间的要求也会相对提高，希望能精益求精。
“因为耗一年时间制作一个作品，所以很多剧团还是倾向于在大型表演艺术中心办演出，而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办在店铺的黑箱剧场，少了商场的条规限制，这些黑箱剧场就可以做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对那些想做实验剧场的剧团，这些剧场就会比我们的剧场来得更合适。”
大剧团“看不上”，小剧团另觅其他更适合的地点，这也导致The Play Haus在经营上更加困难。虽然场地的使用率几乎一半都由红姐姐工作室包办，偶尔也会有音乐会演出，但这些收入仍难以跟每月的高昂租金达成收支平衡，过去一年，The Play Haus估计亏损了8万令吉。
今年9月，The Play Haus就会搬离现在的商场，惟洪良友强调，即使最终找不到适合搬迁的地点，The Play Haus无法再为艺术工作者提供演出场地，它的精神依然会在。
“试想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没有表演艺术空间的话，会有多枯燥？生活千篇一律，无论去哪一家购物广场，看到的都是那几个品牌，吃入口的都是中央厨房做出来的食物……当然我也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生长在一个有艺文表演的环境里，能够去认识艺术这一块，学习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会坚持做下去，也许实体不在了，但The Play Haus的精神还会在，会继续努力让不同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去制作更多节目给社区和社会。”
市场不缺制作精良的演出，但没有观众，怎么办？
若整合三位剧场经营者的访谈，不难发现其中一个经营表演艺术空间的难处，就是观看演出的观众实在太少了。在没有观众的支撑下，演出当然也会相对减少，而私营剧场也会变得难以生存。对此，艺人馆创办人法丽达就认为，若要改变这个情况，就必须从我国的教育下手。
“无论对国家还是人民，表演艺术皆非常重要，但我国人民只有在念大专院校时才有机会接触艺术，这个情况非常糟糕。很幸运的，我在中小学就开始接触文学和艺术作品，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爱上艺术的原因，因此艺术教育必须从幼稚园就开始，并且纳入课纲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孩子的心里埋下艺术的种子。”
法丽达不讳言指出，我国旅游、艺术与文化部在艺术与文化产业上，鲜少有作为，这让她感到相当扼腕，因为大马是一个文化底蕴极为丰厚的国家。
“我希望大马能在国际上被认可为文化底蕴最丰富的国家，以这个卖点吸引外国人到大马旅游，而不只是靠‘美食’，因为我们的文化实在太丰富了。这里有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沙巴文化、砂拉越文化，甚至泰国、印尼、菲律宾的文化也能在这里找到。但是，我们一点也不重视这些文化，尽去做一些愚蠢的事。”
她强调，国家领导层对艺术的看法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改变国家大多数人的想法。
“当他们鼓励艺术发展时，艺术产业才会真正发展起来，人们才会关心艺术。他们必须做的事太多了，比如鼓励人民追求一个有品质的生活、鼓吹阅读习惯、提供足够的资金给要那些有能力拍出一部好电影的人以及有能力写出一部好剧本的人……太多太多了。但这些就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被选为政府的原因，他们不能对振兴我国文化产业这项工作视若无睹。”
法丽达铿锵有力地说道，“我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不断为此事发声，直到相关单位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做出改变为止。”
尊重艺术创作
推动马来西亚的文化产业，政府责无旁贷，而作为马来西亚一份子的我们，其实也能够为艺术出一份力，比如走进剧场看演出、帮忙分享演出资讯、资助艺术团体等……又或者，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尊重艺术创作这份工作。
问题除了艺术教育的不被重视，另外就是艺术工作者本身的态度。对外界不闻不问，对自我的过度重视，排斥同济的成就等。原本是一块蛋糕，自己吃不了，也不愿意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