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企图自杀有罪吗?——谈自杀应不应该除罪化
专题| September 10, 2020律师 心理 法律 精神疾病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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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曾于2019年估计,全世界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相等于每40秒就有一个人因不堪在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压力,或疾病,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未遂者,更是比自杀死亡人数高出20多倍。人是否有权利结束自己的性命,向来备受争议……

生而为人,是否可结束自己的性命,向来备受争议,宗教、文学、哲学、科学领域各有论调,至今没有定论,这里姑且不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马来西亚,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是一项罪名,甚至可能因此承受牢狱之灾。但这项刑法的存在,真的能有效预防自杀吗?

从业5年的张镇杨律师接受《访问》采访时指出,在《刑事法典》第309条文下,任何人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都可被判处最高长达1年的监禁、罚款,或是两者兼施,而罚款金额是无限额的,取决于法庭裁决。

“将视乎案情本身,法官也可行使酌情权(Discretion),需要考量的是犯罪人的背景、犯罪手法,以及环境因素,决定是否酌情处理。”

张镇杨律师从业5年,曾数度担任AiFM电台的嘉宾,为大众解说法律知识。(图片来源:张镇杨脸书)

在这法令下,如何才被归类为企图自杀呢?“如果今天只是正在写遗书,被警察逮捕,是不能被提控的,因为还没进行自杀的行为。又或是今天去杂货店买了根绳子,绑在屋梁上,在准备时,要提控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如果当警察来到时,头已经在绳子上了,或是吃下了安眠药就会被提控。”

(图片来源:Pixabay)

他解说,马来西亚的刑事法典是基于1860年的印度刑法而设, “之所以会有这项罪行的存在,是因为欧洲国家有这样的说法,当你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项罪恶,要处罚与上天违抗的人类,才会引致有这样的罪名出现,这是很久以前的说法。”

后随着人权意识的抬头,多个国家已废除了企图自杀罪,将生命的权利重新交还给各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目前已有59个国家将企图自杀除罪化,以西方国家居多。

其中,印度在循序渐进的修正下,在2017年通过《精神卫生法》(Mental Health Care Act 2017),将极度精神压力下的企图自杀行为,豁免于受刑罚,将自杀视为需要治疗而非惩罚的课题,并在2018年正式实行。

心理治疗师:刑法造成反效果    企图自杀者不敢求助

或许有者担忧,一旦废除企图自杀罪,是否将造成人们轻视自身生命,更易寻短,可实情并非如此,更应探讨的是,这罪行的存在,是否能有效阻止自杀率?

2016年Mishara and Weisstub研究,将25个将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列为罪行的国家列为研究对象,将之与其他自杀无罪的国家相比,发现其中23个国家本身的自杀率并未明显增减。由此可见,惩罚自杀未遂者,并无助于降低自杀率。

临床心理治疗师梁耀文则指出,若是将企图自杀行为归类为犯罪,反而造成当事者不敢向他人求助,或是加强了必死的决心,“如果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会确保进行这件事的成功率和完成率更高,或用更致命的方式去完成计划。”

梁耀文除了是临床心理治疗师,也是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的辅导督导兼讲师。(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他也指出,根据另项研究,部分国家在废除企图自杀罪后,虽然记载在案的五年内自杀率增加了,可这是因为在自杀不是罪的情况下,自杀未遂者敢将自杀行为上报,让政府记录统计。若是将研究年份范围拉长至20年来观察,其实自杀率并没有提升,反而更多人愿意出面寻求协助。

马来西亚是否该将企图自杀无罪化?

今年2月,首相署前部长刘伟强曾提出,政府将把企图自杀的罪名除罪化,并为有需要者提供精神医疗服务。至今,未有下一步消息,是否将落实也是未知数。

张镇杨则从法律角度指出,对大众而言,法律本是起着惩戒作用,塑造社会看待世间的是非观,当犯错了就得接受惩罚。

因此,对他而言,企图自杀罪不应废除,仍可作警戒作用,“但是它的刑法可以更改,因为若今天废除了这项法律,部分人士或许会把生命当儿戏。”

但不废除,不代表应就此维持现状。企图自杀的罪行是罚款或监禁,张镇杨认为,可采用另一方式取代监禁,“可能是强制接受心理治疗,又或是在被控者的身上装追踪器,监督对方的行踪,我觉得这才能追根究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图片来源:Pixabay)

他说,“如果真的有人企图自杀而自杀未遂,当他被提控上法庭时,至少可以从刑罚中找到另一个出口,又或者是可以找到另一个让他真正面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将他放进监狱里。”

他强调,监禁并不是适合的刑法,反而让事情恶化,“当他在监狱里,他受到的是跟其他狱友同样的待遇,可能本身他已有精神疾病,需要特别关切治疗。若在监狱,可能会遭受霸凌事件,甚至在里面抑郁成疾。”

此外,有另一论点则是,若是国家废除了企图自杀法,让个人自由掌握自己生命的存亡,会否造成变相鼓吹自杀?

梁耀文则否认这项观点,他强调,若是一心求死者,他们想要结束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痛苦。

“他们所经历的痛苦、难题、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今天把企图自杀罪废除后,就可以提升他们求助的可能性,让专业人士陪伴他们,找出解决方法,看见事件的另一面,让他们找到出路。”

从马来西亚三宗案例    审思企图自杀法的存在

2019年12月,一名来自登嘉楼的38岁残疾男子Mohamad Sani Isa,因为企图在住家自杀而被控上法庭,罪成后被判监禁7个月,引起律师界人权协会的反对声浪,也唤起了大众对于企图自杀罪的质疑。

Mohamad因为企图自杀而被控上法庭,罪成后被判监禁7个月,引起外界关注。(图片来源:Says.com)

另一方面,张镇杨举例,在2012年6月,名为Ismail Khan的男子,将9岁和6岁的儿女从蕉赖公寓高楼推下后,再一跃而下,终结了三条珍贵生命。经警方调查后,得知该男子在2011年11月曾携子女自杀未遂,并被提控上庭。

“从法律上,虽然2011年已经惩罚了他,但是2012年还是重蹈覆辙,因为在刑法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当事者的问题,又或是心理上的障碍,因此让这恶性循环不断重复。”

(图片来源:Pixabay)

此外,张镇杨举例,在2017年,名为Yew Kah Sin的24岁无业女子,因无法承担病母治疗癌症的高昂医疗费用,而黯然踏上绝路,在被侥幸挽回性命后,她被处以2000令吉罚款或3个月监禁。

“其实2000令吉罚款对她而言是雪上加霜,经济已经陷入困境了,还要付罚款,如果无法支付就得接受3个月监禁,其实是不能真正解决她的难题。”他也补充,2000令吉罚款已是法庭酌情处理后的结果。

站在法律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自杀率?

就如张镇杨多番强调的,企图自杀罪实则是为了预防自杀事件的发生,倘若这无法真正解决当事人的忧心难关,这项法令条文与刑法的存在,或许更是加在当事人身上的沉重枷锁,令他们更难看见前方的希望。

唯有从根源上解决,将企图自杀者的难解心结松绑,才是最有效的防自杀方案。

(图片来源:Pixabay)

至于该如何减低自杀率,梁耀文指出,若从个人角度出发,大众可以从关怀身边朋友做起,每3位自杀者里,就有1位曾透露自杀念头。因此,大众可以学习如何辨别自杀征兆,“或当身边人向我们提出自杀想法时,我们应认真看待处理。”

若要认识自杀征兆,方法之一是进行“守门人”培训,让专业人士培训大众或前线人员,让他们足以辨识他人的自杀前兆。“其中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一问、二应、三转介’,当我们主动了解他的情况,再以不批判的方式回应,了解他的需求后,根据他的需求转介去真正能帮助他的地方。”

此外,他解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当国家落实自杀人数登记系统后,可定期监测自杀情况,有效预防自杀案件发生。惟这得在将自杀除罪化后,才可实践,未免自杀未遂者面对二度惩罚。

(图片来源:Pixabay)

政府也可加强各机构之间的配合度,就如每年9月10日的“世界预防自杀日”,将“共同行动,预防自杀”作为主题,充分表明了各机构单位得充分合作,才能让政府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与判断,降低自杀率。

不仅如此,政府也可将取得高风险自杀工具的门槛提高,包括药物、农药等,不让大众有机会用在错误用途上。

他也说,卫生部目前已经在全国60间政府医院、1001间医疗诊所、25间精神健康社区中心,为大众提供精神与心理相关的辅助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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