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我们有一百种说法，但一桩桩真切发生的事迹与贡献，即使有再多的说法，也无法磨灭掉那些曾经。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走过百年岁月，就有说不完的故事。在政府与政党机制尚未健全的从前，中总除了为工商界争取利益，也兼顾其他民生大小事务，为华社谋福利。追寻历史轨迹便可察觉，中总不仅仅是一个商会代表，更是华社的象征之一，是这个世纪的华人无法忽视的商界组织。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The Associated Chinese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Malaysia, ACCCIM），简称为中总，共有17个基本会员分布全国各地，其前身是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创立于1921年7月2日。当时马来亚半岛是英国殖民地，称为英属马来亚。更早之前，各州府和商埠的华侨商业活动已经蓬勃发展，20世纪初期，纷纷成立华人商务局、中华商务总会、中华商会或华侨商会。
第一个华侨商会组织是槟榔屿华人商务局，成立于1903年。雪兰莪商务局在隔年成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则在中国商务大臣张弼士的推动下，于1906年成立。
马来亚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陈妙恩博士表示，根据她的研究，槟城、关丹和吉隆坡在早期不是因为清朝鼓吹的关系而成立商会，而是因为在马来亚就有英国人成立的商会。根据雪兰莪商务局成立章程资料显示，英国人商会促使他们能聚首阅读报章、一起讨论所遇到的问题，然后集结力量反映予政府。因为想要学习西方商人的模式，所以就成立商会。
各地商会决定结合起来成为英属巫来由中华商会联合会，并在吉隆坡茨厂街的雪兰莪中华商会总会举办第一次大会，是基于马来亚当时面对贸易经济紧缩，欲为华商请愿和寻求英殖民政府援助。
“英殖民政府推动的橡胶生产限制方案，导致胶价低迷。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持续影响下，锡价和胶价下跌，爆发了华工失业潮，各地中华商会则协助数以千计失业华工遣送回中国。”
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拿督黄子坚博士说，那些被迫留下来生活的华工因为生活困苦而打抢偷窃，有者甚至看不见前景而自杀，自杀率一度提高。中总这时站出来伸出援手，在提供住宿、介绍工作、施粥派粮、医药等各方面救济失业华工，许多工人在商会领袖照顾下，撑过难关。
“接着，日本侵华，抗战开始。1937年，马来亚各个州埠的中总领袖对中国存有浓烈的家乡故土情怀，积极发动援华抗日捐款活动。中总领袖其实也响应南洋商会联合会陈嘉庚所主办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他续称，除了援助中国以外，1940年欧洲爆发世界大战时，很多商会也募捐给英国政府，马来亚甚至是婆罗洲的华人各族都一起募捐。从创会开始，商会从不缺席华侨事务、各大社会议题和历史重大事件。
“即使一些局势骤变导致商会曾一度连续六年（1933年至1938年）没有召开常年会议，但商会在这期间依旧持续为华侨华商处理问题。”
“在1942至1945年的日治时期，不少中华商会领袖参与抗战，甚至有者不幸在战争中牺牲。大家以不同的方式与日军斡旋，目标只有一个：保护家人、民族和商家的性命，协助家国取得抗战胜利。”
“七朝元老”黄锦生：加入中总近半百岁月，成为历史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中华总商会走过的100年之中，被称为“七朝元老”的前执行总秘书黄锦生参与了将近50年。当年还是黄毛小子的他，第一份职业到槟城中总任职，三年后被调到总部成立秘书处。“当时的办事处还是在隆雪华堂。”眼前的他双眼微微眯起，忆起一段段往事。
“战后的部分，大部分时间我都有参与，中总所扮演的角色可说是被华社推到前锋，协助处理重大事件。中总在华社有一特殊地位，凡是遇到涉及全国华人的重大事件，中总就会被派出面解决。”黄锦生所说的战后时期，指的是中总在1947年2月23日复会之后。
中总始复会就遇上英殖民政府提出的马来联邦宪法，该法案对公民权申请的规定门槛很高，似乎有意将华族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因此引起华社不满。
“当时候陈祯禄是马六甲中总会长，他在首届常年大会上提出，向英殖民政府抗议及争取修改宪法，于是草拟电文并负责跟进。随后，英属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公布的修宪条文并没有接纳华社的诉求，所以中总发动了全国华社总罢业。所有的商家罢工一天不做生意，罢工行动很成功，也获得其他民族的支持。”
只可惜，这项壮举并没有获得英殖民政府的回应，原因是当时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公开表态支持总罢业行动，导致问题复杂化。
“英殖民政府和马共是敌对，马共一公开支持，那叫英殖民政府该怎么办？接着也有传闻指出，英殖民政府曾派特工队来马调查，查悉中总领袖有否被马共收买。所幸，后来英殖民政府也清楚知道中总领袖都是资本家，也只是为华社发声，并不参与政治斗争。尔后的日子里，中总领袖经常受邀出席各项会议。”
“1948年，因应国内局势，陈祯禄发动筹组代表性政党而促成马华公会的诞生。1953年，当时的中总总会长敦李孝式甚至被委任为联邦铁道海港部长，即交通部长，同时兼任总会长一职。由此可见，英殖民政府对于中总的重视与信任。”
中总历史大事纪
| 1947年：发动全国华社总罢业 | |
| 1948年：催生马华公会 | |
| 1950年：参与国州立法议会 | |
| 1953年：时任总会长敦李孝式出任联邦部长 | |
| 1956年：独立后联邦宪法草案问题 | |
| 1963年：发动向日本追讨南侵血债 | |
| 1969年：513事件赈灾行动 | |
| 1973年：创立永久秘书处 | |
| 1974年：创办全国工商总会 | |
| 1975年：工业协调法令的争议和改进 | |
| 1976年：推动成立多州中华大会堂 | |
| 1977年：应对新经济政策的冲击和挑战 | |
| 1978年：华商与政府沟通主要管道、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 |
| 1981年：创办民族企业——商联控股 | |
| 2003年：成功主办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 |
中总作为工商界代表，也肩负社会责任
1970年代初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正是黄锦生刚加入中总之时。对于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他记忆犹新。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目标分别是重组社会，消除贫穷。政府一宣布要实现这两大目标时来势汹汹、雷厉风行，华商当然感到彷徨无助。当时候很重要的华企如银行业、运输业，甚至是报关行、米粮业等都开始江山失守，后来渐渐成为官方资本企业。”
“我还记得，我们在1978年4月9日筹办第一次全国华人经济大会，收集华商建议、感受、想法，前后也动用很多人脉、设立委员会等搜集各方建议，做成完整的备忘录。直到时任副首相敦马哈迪上任，我随同第9任总会长黄文彬到他家中出席饭局时，正式提呈备忘录。”
他说，虽然当时因为政府突然提出订立1975年工业协调法令而闹得满城风雨，但是几经多番协商，政府与中总各退一步，将法令内容稍作修改。敦马哈迪后来也承诺，政府在此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计划和行政方针，都会郑重考虑中总所提呈的建议。
“看你怎么看待了，在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大概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我们的确也感受到政府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有考虑并采纳中总的意见。社会的情绪转变从70年代的不满，到80年代稍微缓和，再到90年代已鲜少提起新经济政策，后来就进入了2020宏愿的目标。”
黄锦生踏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中总任职，一直到退休都不曾转换工作。他认为没有其他工作能够像在中总任职一样，广泛地接触并认识各行各业、甚至各阶层的人，从政府官员到首相、再到其他的国际人脉网。更重要的是，在跟随领袖身旁解决一件又一件的事务，让他深感满足，数十年不言累。
“我们有时候做了历史的见证者，有时候是历史的参与者。还有一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现在随口说的那么简单，很多时候要动用脑筋，善用策略智慧。”
当询及现今社会迈入数码时代，商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黄锦生以简单的一句话笃定表示：
“只要还有商人，总商会就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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