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特写

你不经意散发的“暖力量” 也能成为疫情期间改变社会的微光

疫情蔓延期间,得以看见很多人用自己的力量雪中送炭。这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领域,他们的日子不一定过得大富大贵,可能只是民间百姓,各方面也受疫情影响,可还是选择用自己的能力、人脉、名声、社会地位等,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疫情之外,送暖活动其实可以走得更远,一个食物篮根本无法解决长贫,大马社会机制哪里究竟缺了角?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我们没有把国阵政府换掉,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一直希望可以改变什么,让孩子以后过得更好,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

本地作家许慧珊在《人生直播》节目开始,说出了自己成立南马特别孩子关怀协会(南特)和47号课室两个非营利组织的起源,前者主要做特殊孩子关怀工作,后者则着重于家长教育。

她指出,很多人在做公益活动,但是特殊孩子与家长教育的部分,也是大马社会的需要。

“那时候我们总希望,换个政府可能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比较好,结果没有!好吧,既然无法改变很大的事情,那我就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力量可及的部分开始。就从社区里的特殊孩子、家长等出发,无论执政党是谁,只要有一批人把这件事做好,那么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从自己能力可及的部分出发,为有需要的群体付出一点点,也能成为他人人生的微光。(图片来源:Pixabay)

2020年3月18日,大马落实第一次行动管制令时,许慧珊在面子书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买米行动”,筹了大约7、8万令吉,将一份份价值60令吉的物资送到数千户有需要的人手中。

“第一次的封锁来得很突然,眼见很多人家里开始断炊,当中有外劳也有本地人。于是就从筹钱、采购物资、物资分装、确认申请者名单开始,最后再把物资送到求助者手中,也看见了林林总总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住很远,平时也没办法出来;有的人家里没有米了,还有小孩要养之类的。”

今年6月,大马民间发起的白旗运动遍布全马各地,她却没有再继续筹集物资派送,反而思考了更多事情:今时今日还有饿肚子的人,我们的机制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些人平时都在哪里?我们过往送物资的时候也看见一些非法外劳,就是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发现他们,那非法的我们要不要帮呢?不帮的话,会不会眼生社会问题?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肚子饿了,孩子要吃东西,那他会否被迫出来抢?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我相信只要饿过肚子的人都知道,那个感受有多难受。”

每个人都具备送暖的力量 但执行部分需要智慧

疫情下的送暖活动让过往正常生活无法显现的危机浮出水面,许慧珊认为,这反倒让很多人多了一个空间,做他们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比如,白旗运动期间,她的面子书同时有二、三十名网友在各自地区默默耕耘。

“我觉得这对于大众而言,是很好的机会教育。当看见危机时,你可以做什么?可以从个人做起,每个人都可以做,我经常说,最好是在自己的社区附近进行,不要捐到太远的地方。这次的疫情让每个人都发现到,自己都有一点空间可以发挥。”

她分享道,有的朋友甚至是每次出门身上都多带一些钱,大约一、两百令吉,去到任何地方看到有需要的人,可以马上做出相应的举动。例如,在超市看到别人买东西可是掏不出钱,可以马上帮忙付款。这也是在别人很艰难的瞬间给予援助,而不是计划性。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那基层的部分其实就完善了。”

送暖活动一方面可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人性贪婪导致物资被滥用。因此,执行过程需要智慧。(图片来源:Unsplash)

凡事一体两面,送暖活动一方面可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人性贪婪导致物资被滥用。对此,她有感而发:“其实在马来西亚,要筹钱做善事不太难,我向来不太敢动钱,就是因为太容易取得了。要如何把这些钱运用在对的地方,让它发挥最大效用,这才是难题。在执行发送物资的工作,也需要智慧。”

“我的一位朋友也在白旗运动期间设立小小的食物银行,一开始任由有需要的人拿取所需的物资;没多久,他却增加了记录的流程。因为有的人会一连几天早上来拿,那么迟来的一些真正需要的人就拿不到了。类似这样的事件,我们早在去年的买米行动就‘领教’过了,所以还是需要有人整理申请者资料,核对送货记录等等。”

她直言,毕竟我们也不是慈善团体,只是民间自发筹集物资送物资的百姓,捐钱的人也希望捐款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她先前提到,这一次对于民众而言,是很好的机会教育。大家都能从中学习宝贵的经验。

大马社会机制缺乏了什么?

当谈及政府机构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各别扮演的角色时,她指出两者截然不同,政府机制下会有固定的援助资源,可以触及一些真正很需要的阶层;而非营利组织的功能更倾向于提高醒觉,无论是对民间或政府。

“国外有些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往往比政府大,前者先推动一些议题,政府后来才察觉,然后从中改善问题。”

“我倒是觉得马来西亚需要一个机制,那就是社工。香港的社工机制做得很好,马来西亚是没有社工机制的。遇到一个贫穷的家庭,我把物资送过去就好了吗?那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她提及今年初疫情较缓时期,曾带一群青少年进行施援,想让他们亲自体验,并让他们思考可以为这些有需要的家庭做些什么。其中一户为一名带着10个孩子的36岁印裔母亲。

“我拿到名单时就在想:她怎么会有10名孩子?后来去家访时,看见最年长的孩子14岁,最年幼的还抱在手里喂奶,其他的孩子分别是小学和中学的年龄。我甚至当场训了应该上中学的孩子,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后来他说去学校会被老师骂,母亲也在一旁附和。”

“如果没有完善的社工机制,我们花多少钱在这样的家庭都没有用。”

社工介入贫穷家庭,或许能确保孩子受教育,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路向,而无需阶级复制。(图片来源:Unsplash)

她的意思是,在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若没有人给予资源让孩子发挥自己所长,最终仍然无法逃过阶级复制:“我们需要看见二十年后,这个家庭会怎样?不然,这些孩子依旧会早婚、生孩子,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她说道,社工制度是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比如负责跟进案子的社工每隔两周会回去看看孩子们有否上学;若没有,那如何调动其他资源来帮助这些孩子,确保他们能在现有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所长。或者确保这些孩子至少念完中五教育,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向,不再无所事事。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机制,才不会让这些孩子复制原生家庭的环境,从一个变成十个。”

“除了派发食物篮自我感觉良好做了善事,我们还需要深思其他可以深耕的部分。”

这一条需要深耕的路看起来还有很长、很远,但如果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绵力,或许能逐步推进一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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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咏琦

曾任旅游杂志编辑、社会新闻记者和《访问》编辑,现为特约记者。因为善忘,所以想要好好记录眼前的故事,当时代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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