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华研推介由詹缘端、张晓威主编的《2023年第六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华人社会与华人研究：新方向、新视野、新趋势”论文集》。这本书收录了四篇该届双年会的主题演讲稿：
- 陈志明《华人社会与华人研究：回顾、理论与研究视野》
- 江柏炜《义山研究的可能性：华人社会文化史的新视野》
- 黄贤强《华人知识分子的群体研究：新方向与新视野》
- 范若兰《20世纪新马华人妇女百年职业变迁及理论思考》
以上四篇主题演讲稿皆颇具前瞻研究的提示。尤其陈志明的《华人社会与华人研究：回顾、理论与研究视野》一文，很值得阅读。文中，陈志明指出当今华人社会与华人研究的几个方面课题，计有：
（一）对一个国家的华人历史、文化和社区的研究；
（二）中国与海外华人的联系与中国对华人的影响（包括文明族群认同、中国软实力对海外华团及华团领导人的影响力）；
（三）华人与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以及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
（四）新移民的研究。
而全球化、跨国网络、故乡与认同等，成了当前学者的主要理论概念和研究思路。以上的华人研究课题方向，其（一）是老课题，而其（二）（三）和（四）则是“当红”的热门选题研究思路的趋势。然而，陈志明在其主题演讲中，亦抛出了一个更严肃的问题，直指：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籍学者参与海外华人研究，加上中国国力的强大，其中一些中国学者会不会有意无意地以中国的视野看海外华人？东南亚一些华裔学者对此有顾虑。也就是说华人学者为去中国中心主义付出的努力，会不会因此付之东流？这也是我们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学者必须关心的。
陈志明的叩问，不是“无的放矢”。但令人“担忧”的恐怕还在于本地的华人研究本身缺乏自己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的思考，忽视本土华人研究主体性的建构之自觉的问题。其实，具有“中国视角”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至少也是一个观察的视角。学术研究本应是开放，容纳多元，无需“过虑”。只是，如果本地的华人研究没有一份自觉，缺乏对本土华人研究的基本意识，忽视马华自主性的建构，则面对“中国中心”的论述，我们的华人研究恐怕就真成为问题了。
陈志明在这篇主题演讲的讲稿中，还列出几名中国来马来西亚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他们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的石沧金、从事槟城潮人社会和德教会研究的陈景熙、从兴化到南洋的文化网络，探索“神明的旅行”的郑莉，以及进行砂拉越华人基督徒研究的刘计锋等。台湾学者方面，则列有徐雨村、张维安、罗烈师（按：多是台湾客家研究学者），以及李丰懋的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习俗、信仰与文化。
就我个人的接触和了解，上述被陈志明提及的这几名中国学者，的确是在东南亚做了不少田野调查，收集资料丰富扎实，有的甚至比大马学者做的还更为细腻和全面。但可能碍于中国国内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正确”格局，彼等的研究论述大抵不易有突破性的创新理论推陈。
其实，中国学界对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探讨已多有涉及，只是彼等的立论大抵不离“华侨华人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这条主线论述而展开，然而他们也意识到，随着在地各国社会文化环境长期的影响，“海外华侨华人”继承的中华文化传统发生变异，并以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从而以为“文化融合”是“海外”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选择。可是，我想回应说明的是，东南亚的族群关系不仅存在各种复杂的文化情意结，还有政治经济，甚至是阶级及公平与正义、人权意识等等的问题纠葛。若是要论“文化融合”是华人在东南亚必然的趋势，如何融合？要融合到怎样的程度？为什么能，或不能融合？融合与冲突的关键是什么？华人的文化调适，其中有无一些原则性问题需要考量，文化传承与变迁之间的“平衡点”是什么？如何产生文化上的良性互动？其文化调适或文化融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有待学者们更深入的去探研。如果说中国学者有其研究上的局限，那么本地的华人研究更要有此自觉，就以上研究思路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但一些学者的理论诠释，却又是缺乏本土历史文化情境的套用。陈志明一文还特别指出台湾学者李丰懋之关于“圣教”的诠释问题，是在“没有足够的文献和民族志资料”作为论据的“大胆假设”，过度诠释的理论套用。另，陈志明也指说，李丰懋的书写还包括了一些走马看花式，“听导游讲”的讯息，例如马六甲宝山亭现在还有郑和形象的神像的说辞，外地的学者不好人云亦云。
惟于此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不仅是台湾学者的书写有这些“道听涂说”的问题，像这样的所谓“田野”所搜得讯息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一带一路”研究课题的中国学者出版的专书。举其一例，陈果、郑君雷主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殡葬文化遗产名录和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2024，页243）竟言：“三宝山下建有保山亭，当地人亦称三宝庙，传为纪念郑和访问马六甲而建，寺庙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庙内供有郑和坐像……山下建有青云亭，为早期华人移民管理义山（华人公墓）的社会组织，后发展为综合性的华人庙宇。”以上的“史实拼贴错置”是很明显的谬误。
陈志明的主题演讲之最后，对于华人研究的新方向、新视野，他并没有什么新建议，仅说：“从学术角度而言，除了有好的资料，也要有好的分析，而好的分析则有赖于广泛的阅读。”然而，什么是“广泛”的阅读？如何阅读，才算是可以言之为“广泛”阅读呢？这又涉及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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