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闷热的早晨，汲着拖鞋，走进茶室，一句稀松平常的“ikat tepi kopi peng”，是大马人的日常。只见店员手指翻飞如蝶，眼花缭乱之间，已熟练地绑好一袋饮料。长方形的透明塑料袋，有一定厚度，彩色绳子绑在塑料袋一侧，再丢进去一根吸管。这种独特的打包方式，充斥着城市的人情味，也藏匿着人与城市的牵绊。
饮料的打包方式不光是Ikat Tepi，有时为了方便携带，就让店员ikat mati，用塑料绳将袋口扎紧。或者正赶上口干舌燥，急切的想坐下来畅饮，便把袋子放在一个空碗里来喝（ikat tepi mangkuk）。如此人性化的打包方式，有着机器时代缺乏的人情味。
除了饮料，茶餐室大炒的打包方式也很有智慧。用牛皮纸打包的炒萝卜糕，外面套上一个橡皮圈，镬气全都锁在里面，回到家一打开来，香气四溢。在茶餐室，旧报纸也有了新用途，先是用四四方方的塑料纸将炒粿条包裹成粽子一样，再用一张报纸包好。塑料纸的厚度大概像包糖果的玻璃糖纸，完全隔绝了报纸上的油墨。
用牛皮纸或报纸打包的鸡饭，永远更可口。塑料纸要用力扎紧，避免热气腾腾的食物在剩余空间产生水蒸气。当白鸡和青瓜、香菜等配料混杂在一起，不分主角配角，塞在同一个空间中，香味在挤压中更加浓郁，铆足劲于最后一刻释放。
在八打灵再也的一个小贩中心里，一些档口的后面都悬挂着塑料打包袋，大汗淋漓的摊主们在油烟中续满一袋又一袋水，如果将打包袋清洗再反复使用，似乎也是永续的一种方式。
从热带出发，沿着海，抵达另一片海，抵达一个啤酒也能Ikat Tepi的城市。在中国青岛，塑料袋打包啤酒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八十年代初，当地人提着保温瓶打包啤酒回家，后来逐渐演变为用塑料袋打包。用塑料袋盛装的啤酒与瓶装啤酒风味不同，因为新鲜，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喝完，否则会变酸。大马的便利店都有售卖铝罐青岛啤酒，清凉，但少了麦芽的香气。离开青岛的啤酒，都不能称之为原汁原味的青岛啤酒。
近年打包袋常被诟病不够环保，但很多人还是坚持使用，是习惯，也是怀旧情结。“绝对环保”似乎少了一些人情味，我们依赖的、刻意保留的，其实是市井记忆，和对城市的归属感。
城市贴上闪亮的标签，高呼着秩序与文明，似乎与之相对的便是野蛮和落后。那些被时代淘汰的打包方式，代表了趋向文明的决心，却也粗暴掠夺了城市的部分文化记忆。
伊塔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道：“城市就像一块海棉，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然而，这座城市不会诉说它的过去，而是像手纹一样包藏起来，它被写在街角，在窗格的栅栏，在阶梯的扶手，在避雷针的天线，在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每个小地方，都一一铭记了刻痕、缺口和卷曲的边缘。”
“打包”这件小事儿，微不足道，在城市中，无数次“发生”。但每座城市都有独属自己的打包文化，那被包裹着的食物的香气，便是城市的味道。
有一次我去苏格兰格爱丁堡旅行，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晚餐，便想着去餐厅打包。由于是开放式厨房，便看到主厨将一块牛排用锡纸细致包好，小心翼翼拿出印着餐厅logo的贴纸，不偏不倚地贴在正中的位置。回到酒店，展开锡纸，里面的牛排还是温热，汁水充足。在爱丁堡冬天的夜晚，苏格兰风笛声苍凉依旧，心底慢慢滋生出对这座城市的牵绊。
有时，打包盒也承载着一段移民史。熟悉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和《老友记》（Friends）的人，一定记得剧中无数个夜晚，一群朋友围坐在一起，手里捧着白色的长方形纸盒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橙皮鸡或炒面。这种打包盒在美国的中餐厅非常常见，叫做牡蛎桶，由Fold-Pak公司设计。盒子外面印着红色宝塔，内部涂有防漏涂层，还可放进微波炉加热。这种最初用于盛装牡蛎和冰淇淋的牡蛎桶，如今已成为美式中餐的文化符号。
在文明标尺下追求“绝对环保”、“绝对正确”的食物，就像烧制一件完美无瑕的器物，紧绷、严苛，不容出错。当街头巷尾的升斗小民，懒散的汲着拖鞋，手里提着花花绿绿的袋装饮料，才是最真实的城市。在城市的褶皱之间，包藏着每个人的市井记忆、每一个由牛皮纸、旧报纸和塑料袋组成的温情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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