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你还会翻查词典吗？你对词典的了解又有多少？词典，为每一个字词赋予最规范的释义、例句等等，透过翻阅词典，我们得以理解某个字词的读音，某个词汇的含义，多认识了一个与人交流时所能表达的词汇。然而，随着数码时代降临，还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在这个速食时代里翻阅词典，根据首字母或部首去查阅一个词汇呢？
词典是一种工具书，多数以音序排列，收录了成千上万的字词。在这些工具书中，“字典”与“词典”是不一样的：“字典”为单字提供音韵、例句、用法等等，亦会收录词语；而使用字母文字为语文系统的人群，则没有字典的概念，使用的辞书则为收录词语的音韵、释义、例句等内容的“词典”。
不同语系的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辞书，而词典的编纂往往得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及时间，可即便如此，仍有人愿意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词典的编纂工作里。一心一意，只为编纂出网罗了更多词汇、拥有更规范内容的辞书——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也拥有不少具备这般匠人精神的编纂者。
专属于马来西亚的词典
马来西亚汇聚三大族群，有着丰富的多元文化，在文字方面亦是如此。若要学习语文，英语字典有着诸如《牛津英语词典》的权威著作可以翻阅，中国则出版了不少中文字典与词典……然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学习马来语的路途上，国人能使用的字典却不多。
1972年，由杨贵谊与其妻子陈妙华合著的《Kamus Umum》（马来语大词典）正式出版，乃一套适合中学生或大专生使用的词典，而该作的新编版于2015年推出。
1973年，有着鲜艳红白两色的马来语词典《Kamus Sari》（统一标准马来语词典）面世了，而编者同样是杨贵谊与陈妙华。这本马来语词典外形小巧、便于携带，陪伴了许多学生度过求学时期。
除此之外，过去还有《Kamus Am》（普及字典）、《Kamus Berguna》（实用马华英大词典）、《Kamus Melayu Tionghoa》（简明马华词典）等词典流通于市面上，可却迟迟没有新的词典面世。
于是乎1997年，蓝色封面的《Kamus Perdana》（最新马来语大词典）出版了。这本词典由钟松发与黎煜才合力编纂，花费了八九年的时间才编纂完毕，出版后非常受欢迎，第一版就卖了三万多本。
字典编纂者黎煜才接受访问采访时笑说：“Perdana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字典里开先河，好像Perdana Menteri（首相）那样。”
黎煜才指出，过去的词典，好比《Kamus AM》的厚度在七百多页，而到了《Kamus Perdana》则超过了一千页，所收录的字词也多达四万多字。
《Kamus Perdana》出版后，黎煜才不停滞于此，在数年后决定再编一本词典；于是，收录了更多数理、科学等词汇，在厚度、篇幅与质量上都更为出色的《Kamus Kembangan》（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在耗费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后，于2011年正式出版。
收录的词汇更多，意味着词典会更厚，成本也会增加。黎煜才苦笑道，如果词典太厚，印刷机也不容易印刷，因此《Kamus Kembangan》的字体比《Kamus Perdana》来得更小。尽管质量上《Kamus Kembangan》比《Kamus Perdana》来得好，销量上却是后者更胜一筹。黎煜才分析道，这是因为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读者群，对较常使用词典的学生，尤其中小学生来说，《Kamus Perdana》已非常实用。
除了《Kamus Perdana》与《Kamus Kembangan》之外，黎煜才还编纂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词典，包括有850个插图的口袋型词典《Kamus Idaman Poket》（常用马来语词典袖珍本）、收录更多词汇的《Kamus Padu》（最新实用马来语词典）、同义词及反义词词典、语文学习教材等等。
黎煜才是本地少数的词典编纂者，他接受采访时还透露，目前仍有词典编纂的计划在进行着。但，面对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纸本媒体的衰落、信息碎片化的趋势……词典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前景？
黎煜才：网络内容缺乏完整性，纸本内容仍有其价值
“我们做字典，要求不要太高，不是说字典要卖得有多好，而是不要亏太多，有点钱赚，我们就做。”
黎煜才的这番话说得云淡风轻，却是编纂词典几十年后积累下来的经验谈。曾执教数十年的他，有着对教育的热忱，编纂词典之于他如同教育的延续，就和在教室里授课一样——编纂词典一样能帮助学生学习语文。
然而，在编纂过程中，出版社所能投入的资源，却是有限的。
他分享道，在早期编纂字典时，他会参考一本由印尼的资深翻译家梁立基主编的《Kamus Baru Bahasa Indonesia-Tionghoa》（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这本词典有语言权威顾问参与，编纂团队的人数更多达数十人，与马来西亚词典编纂团队的情况有着极大落差。
“我自己加上编辑，最多也七八个人。”黎煜才笑了笑，随即摆摆手说，这里的环境不允许把太多的人力和资源都投注到词典编纂，而随着时代演变，所能卖出的词典也确实越来越少了。
“不只是词典啦，其他的书、报纸、杂志，都是这样。可能有一天，网络可以取代一切，”黎煜才顿了顿，又补充道：“但什么时候会真正的迎来这个阶段呢？现在还不能断言。”
黎煜才见证了马来西亚过去的时代发展，尤其对教育与文学领域观察入微。在他看来，现在的时代乃速食时代，相较于纸本词典，有不少人都会选择用电脑辞典、互联网搜索引擎或手机应用程序来查阅生词。数码世界固然有其便利性，但并未网罗所有资料。
“你在电脑找到的资料可能只是基本，要深入、完整的，可能还是需要看词典或百科全书。”
他分享自身经历道，写硕士论文时，他曾特地到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找资料，而那份资料以“微缩胶片”（Microfilm）的形式储存，要取得资料还得麻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其打印出来。由此可见，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不能完全依赖网络取得，尤其是一些历史资料，网络上也未必有。
网络上的内容胜在便捷，却有着碎片化和缺乏规范性的缺点。对此，黎煜才提出假设：“有编词典经验的人去做网络内容，或许就能弥补准确性的不足。”
对于传统的词典编纂如何与数码化结合，黎煜才脑子里其实早有雏形，但他说完后又苦笑了一下：“但这是我们一厢情愿啦，时代的变化，我们很难预料。我们只是希望这些网络资料除了数量之外，在质量方面也能去提高。”
王国宝：载体与需求不同，精神不变
在词典出版业者看来，词典销量的下滑与科技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曾在联营出版社任职，协助词典编纂和整编工作的王国宝观察到，大部分人查阅资讯的方式改为上网，词典的市场跟着萎缩。
尽管如此，他认为在语文、词语规范等领域追求专业的人，仍需要词典做参考，只因网络上获得的内容，有时候是支离破碎的；若没法确认消息来源，可能导致错误引用。尽管如此，网络内容对学生来说仍是最方便的。
“对学生来说，没人愿意捧着这‘一大块东西’了，”他苦笑道。
王国宝分享道，在网络与智能手机还不流行的年代，字典的销量很好，而出版社也会与中小学合作推广词典。即便是电脑辞典崛起的年代，对词典的打击也不大。他分析道，电脑辞典小小的机身就可收录多本厚重的词典内容，的确方便，但电脑辞典价值不菲，对一般学生来说是奢侈品。不仅如此，电脑辞典公司反而还要与词典出版社合作，请求授权马来语词典的内容。
面对新趋势，王国宝表示，时代所带来的变化无可避免，但词典编纂者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并不会白费。
编纂者的工作或心血，只是电子化，不再是纸本罢了。电子再厉害，内容也是人生产的。
在他看来，有的东西并不会长久存在，而那样东西所代表的精神却不会消失。从纸本到电子，也仅仅是因为纸本的历史任务到了节点，载体的改变，并不会导致精神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