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赫·塞帕斯（Saleh Sepas）是帕拉斯图（Parastoo）剧场的创始人，来自阿富汗加兹尼省。他在喀布尔大学学习戏剧，后来成为阿富汗国内和国际媒体的主持人、作家及节目制作人。在塔利班的威胁下萨利赫被迫离开阿富汗，以难民身份来到了马来西亚。
根据萨利赫自己的说法：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儿一直在马来西亚“不确定”地等待被分配去一个永久国家，以进行重新安置。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萨利赫意识到仅仅等待是不够的——他想利用自己作为作家和导演的技能为社区服务。他说：“不是作为难民，而是作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社会负有人类的责任。我能够通过帕拉斯图剧场实现这一目标。”
帕拉斯图成立至今六年，萨利赫已在马来西亚编导制作了下列戏剧：《然后，春天来了》（与即溶咖啡馆剧场合作），《倒塌的屋顶》、《每个月底》、《我会再次微笑》、《克服困难》、《沉默尖叫》和《历史的苦涩》。这些戏剧说的都是阿富汗的故事 ，并清一色由各国难民素人演员出演。他们在难民学校、公园进行训练和排练，最后搬上正规舞台演出（如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乔治市艺术节等）。这是一种怎样的特殊的场景？一个难民艺术家带领着一群难民素人，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境下，在异国他乡创作艺术？但萨利赫认为这就是帕拉斯图的意义所在：它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平台，也是难民们的平台。萨利赫总结帕拉斯图六年的经验后发现：艺术，尤其是戏剧，可以成为克服挑战的有效工具，包括在心理健康领域。
帕拉斯图推出的新戏，也是萨利赫编创的新戏《喀布尔的红土》（RED SOIL OF KABUL），将在本月首演。关于这个戏，萨利赫这样说： “我觉得喀布尔的红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阿富汗也有类似的经历。”而下面这句话就超越了单个作品，是一个艺术家的存在声明——通过创造艺术作品： “戏剧帮助我说我在这里。即使人们忘记了我，我也会通过艺术提高我的声音，仍然说我在这里。你不能不理我。”
让我们来听听这位马来西亚大地上的异乡者的声音吧。
（编按：下文以“徐”指称访者徐墨龙；“萨”指称萨利赫·塞帕斯）
徐：可以用一些关键词简单地介绍您自己吗？
萨：我是来自阿富汗的萨利赫·塞帕斯，我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七年。我曾在喀布尔大学学习戏剧。在国内时我与阿富汗以及国际媒体合作了十多年。近六年来我一直在马来西亚的剧场工作。
徐：您在喀布尔大学学习戏剧，能介绍一下当时的课程？
萨：2001年至2004年，我从戏剧写作系毕业。
徐：您可以总结一下在戏剧方面，喀布尔大学主要教了您什么吗？或这门课程如何塑造你的戏剧实践？
萨：2001年阿富汗内战结束后，国内的教育体系已经死气沉沉，没有什么可以学的。我花了四年时间，面临许多挑战，但我并没有失望。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不多，大学毕业后，当我开始工作时，我得到了很多经验。在工作中，我从媒体和社区获得了更多经验。
徐：根据您提供的资料介绍，您在喀布尔的工作主要是国内和国际媒体的作家和节目制作人、主持人，这么说其实您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的身份，是在马来西亚开始的？您获得了马来西亚戏剧人什么样的协助吗？这些协助者是谁？
萨：是的，我在阿富汗时主要从事媒体工作。我在喀布尔只做了两个戏。我的大部分戏剧实践经验都是在马来西亚获得的。我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好朋友的朋友。我自编自导的作品的大多数制作人都是马来西亚人。我在帕拉斯图剧场所做的是让社区里的人们共同努力打破仇外心理和距离。在介绍和推广帕拉斯图，演出制作和幕后工作方面，我和马来西亚朋友进行了大量合作。
徐：您是哪一年来到马来西亚的？
萨：2016年。
徐：可以简述当时您的的处境和状态，尤其是您成为一个戏剧编导后的生活上的转变？
萨：戏剧把我从抑郁、绝望和孤立中解救出来，为我打开了新的大门。2018年之后，这个剧场也改变了数百名难民的状况。难民被赋予了权力，他们被介绍并作为马来西亚社会的艺术家和演员而活跃起来。
徐：您提过帕拉斯图六年的经验表明，艺术，尤其是戏剧，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克服挑战，包括在精神领域。通过制作和工作坊，帕拉斯图剧场一直在为失去希望的难民赋权，学习技能和寻找应对障碍的途径，以及加强社区联系并为人们创造聚集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机会……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对帕拉斯图的难民参与者来说，加入帕拉斯图是一种生活上，甚至是生存本身的需要，相对于艺术上的追求？
萨：我不能说艺术是次要的。艺术对我来说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有助于为难民建立希望、自信、赋权和福祉。因此，艺术在难民生活质量中很重要。艺术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语言，它是一种无国界的现象，艺术可以将我们所有人联系起来，使我们之间没有区别。
徐：联系上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定义帕拉斯图，它是一个民众剧场吗？
萨：是的， 帕拉斯图是一个直接与社区合作的民众剧场。社区剧场在教育、寻找（民众面对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赋予受压迫人民权力方面发挥着作用。帕拉斯图实际上是马来西亚难民的语言。
徐：关于《喀布尔的红土》，可以对比一下帕拉斯图之前的戏剧，简述一下它们的异同？
萨：相似之处在于，帕拉斯图的所有作品都是为了赋予难民自主的权力，并且让收容社区发掘难民们的艺术潜力和技能，也促使社区之间保留长期的合作；不同的是，《喀布尔的红土》有14位新演员首次在戏剧舞台上工作。另一个不同是，《喀布尔的红土》是帕拉斯图最大的制作，有40人参与制作，所有的幕后团队都是马来西亚人。这个故事比心脏制作更有影响力。《喀布尔的红土》会是个更专业的作品。
徐：您在另一次采访中提到，你学习过奥古斯托·博尔的“被压迫者剧场”和“论坛剧院”演剧法，《喀布尔的红土》是否也包括这些方法的要素？请你稍作说明？
萨：那部作品（萨的前作：《历史的苦涩味道》）的手法类似于被压迫者剧场。但《喀布尔的红土》并非被压迫者剧场（手法）。这是一个纪录故事的“纪录片剧场”。在形式和时间上，它与被压迫者剧场的戏剧不同。但它传达的信息（或功能）类似于后者，比如教育社区。
徐：除了阿富汗人，还有哪些民族参加了帕拉斯图的制作和工作坊？与难民一起上演戏剧有哪些挑战？
萨：来自缅甸，巴勒斯坦，叙利亚的难民和来自马来西亚的演员也在帕拉斯图的作品中扮演了角色。来自巴基斯坦、伊朗、也门、罗兴亚、斯里兰卡、索马里、苏丹和叙利亚的难民参加了讲习班。直到去年我们的挑战一直是没有培训和研讨会的地方，但现在这个挑战已经解决，我们在桂和广场（Quill City Mall）创建了帕拉斯图艺术中心。
徐：《喀布尔红土》剧中的年轻记者阿巴斯的原型是您自己吗？ 另外，剧中有儿童角色，从剧照看来也是儿童演员饰演，排练儿童演员的意义和困难是什么？
萨：阿巴斯这个角色是从两年前（在阿富汗）被杀的一位记者那里复制的。许多记者失去了生命。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记者因为说了实话而入狱。儿童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不重视儿童的挑战和伤害，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对社会构成风险，成为无能的人。因此，关注受战争影响和贫困的儿童非常重要。教育儿童可以防止战争和恐怖主义。
徐：在宣传文案里，你们用了：这是您从未见过的本地国际剧场：一个不拘一格的“合奏团”，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您如何定义国际剧场？国际剧场对观众的意义何在？
萨：这是国际性的，因为我们讲述的是正在受难的而同时也正在被遗忘的人们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人们听。人和人之间的故事和阿富汗战争的故事都具有国际根源，甚至具有国际影响。阿富汗的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性的，因此在战争中发生的故事也是国际性的。完成这部作品的团队也是国际性的。来自阿富汗的制作人之一是来自叙利亚的人士。另一位制作人则来自波斯尼亚，更不要说参与的那些马来西亚的朋友了。这个剧场的观众也是国际性的。
徐：当代原创戏剧的创作方式，很多编导喜欢通过工作坊的方式来生产戏剧，但也有人坚持先写作完整的文学剧本。您如何评价这两种方式？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创作方式？
萨：艺术世界，尤其是戏剧，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每个编剧和导演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模式和商业手法。这实际上定义了艺术之美。
徐：您对马来西亚的戏剧界有多关注？谈谈您看到的马来西亚和阿富汗的戏剧场景的异同？
萨：我时常看马来西亚戏剧，我很想看到更多的戏剧。实际上，每次看到马来西亚戏剧时，我都会学到新东西。剧场对我来说看上去就像个我正在学习的大学。阿富汗和马来西亚的剧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故事的类型大不相同，背景和面孔甚至演员都不同。
徐：许多马来西亚戏剧团体/公司都在努力实现长期增长。资金稀缺是主要原因。但也因为很少有戏剧从业者有技能和兴趣来处理非艺术方面，如行政、会计和营销。结果，我们看到很多戏剧团体来来去去。一些老团也不太活跃，甚至进入冬眠状态。你对帕拉斯图有长期计划吗？你想让它去到哪里？您如何维护和维持它？
萨：我已经为帕拉斯图培训了一个新的领导团队。他们可以很好地领导帕拉斯图。同时，我正在尝试在另一个国家创建一个新的分支机构——作为一般人的平台而不是难民的平台的帕拉斯图应该会扩大和吸引到更多的观众，比以往更有利于它的工作。
（林建利先生与王姐女士参与了本文翻译；林建利先生也提出了部分问题，在此致谢。）
《喀布尔红土》演出资讯
场次：2023年8月11日（星期五）晚上八时
2023年8月12日（星期六）下午三时与晚上八时
2023年8月13日（星期六）下午三时与晚上八时
地点：白沙罗表演艺术中心（DPAC）
票价：35令吉、65令吉、150令吉（金票；这是您为支持Parastoo剧院和演出而额外支付的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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