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晴朗的星期三。我正如常工作，一个高大的男子突然从后门进来，问我要护照。他很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得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护照在家，但我有难民证。”他喝令我不许动，转身披上印着“移民局”字眼的外套。我还没反应过来，一群官员已经冲进来，抓住了所有的外籍员工⋯⋯
如果不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哈山（Hasan Al-Akraa）大概还在老家阿勒坡（Aleppo）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战火越来越近，到了2012年某一天，哈山看着无数炸弹从头顶飞过，把隔壁村夷为平地。父母决定带他们离家到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准备逃难到国外。去到首都城里，他们遇上游击队，一家人躲在一所房子里，大人把灯关上，11岁的小哈山躲在厨房，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我吓得心脏几乎快停止了！”时隔8年，哈山依然心有余悸。那次他们逃过一劫。游击队离开后，一家人立刻动身到机场。“一路上，我看到的都是炸毁的房子和尸体。”那是哈山对祖国最后的记忆。
他们逃到马来西亚，并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取得了难民证。但难民没有就业和求学权利，为了温饱，哈山和哥哥只得到餐厅打工。他们洗碗、抹桌、洗厕所，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还小，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差点用漂白剂来洗碗！”但哈山好学勤快，很快上手，还慢慢学会切菜煮菜。两年后，他已经是餐厅的得力助手，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和英语。日子尽管艰苦，倒也平安无事。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三……”
2014年，哈山在一次取缔行动中被逮捕，在扣留所度过了人生中最难过的9天。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经历：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三。我正如常工作，一个高大的男子突然从后门进来，问我要护照。他很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得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护照在家，但我有难民证。”他喝令我不许动，转身披上印着“移民局”字眼的外套。我还没反应过来，一群官员已经冲进来，抓住了所有的外籍员工。
我们每两人戴上一副手铐，登上卡车。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抓了。但我很疑惑，我不过是个14岁的小孩，我有难民证，为什么要抓我？
卡车很拥挤，有些人坐，有些人站。大家都忙着打电话，给家人、朋友、妻子、孩子……我拨给父母，告诉他们执法人员把我抓走了。爸妈叫我保持冷静，马上赶到餐厅，但官员威胁要抓他们，不让我们见面。
卡车开走了。我很害怕、惊恐、震惊……思绪很乱：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他们会把我遣送回叙利亚吗？我会坐牢吗？会坐很久吗？他们会打我吗？会控告我犯法吗？会不会是他们认错人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祈求官员看在我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把我放走。
半途，天空开始下起雨来。卡车只有顶部有棚遮盖，雨水不断从两边喷进来，打湿了所有人。
傍晚6点，卡车抵达布特拉再也的一栋大楼。我们集合在大厅，依工作地点分成小组，然后轮流拿号码牌拍照，并留下指纹。完成后，官员给我们每人一盒鸡饭。吃完饭，我们又登上卡车，出发到武吉加里尔扣留所。
午夜12点，当卡车开进扣留所大门的那一刻，我终于绝望了。
官员命令我们坐在地上，开始痛骂我们没有合法证件。他们手上都有枪。突然，有个官员冲到我后面，猛踢我后面的人的肚子，一边斥责他：“不要乱动！”那人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吓死了。
在地上坐了两个小时后，我的脚开始麻痹。我稍微动了一下，官员就冷不防踢我背后，接着又是一顿责骂。我不敢再作声。我们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不许转换坐姿，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也不许喝水。
3个小时后，官员终于让我们轮流到旁边的小房间登记。在房里，他们命令我们交出身上所有东西，然后脱光衣服，连内裤也必须脱下。我觉得很羞耻，但还是照做了。接着，官员要我们做10下深蹲、5下俯卧撑，而他们则一边把我们的物品装进袋子，一边羞辱和消遣我们。完成后，他们才把衣服还给我们。
直到官员把我们带到各自的扣留室，我才敢哭出来。
扣留室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我的那间有20个人，全部人都睡在地上。四周很脏，到处都是虱子和蟑螂。我累得快虚脱了，却怎么也睡不着，只能不停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被关在这里？
这时，一个罗兴亚男人起身做晨祷。原来已经快天亮了。其他穆斯林也陆续起来祷告，我也跟着做。看着大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祈祷，我的心情很复杂。
早上7点，有人推着餐车来派早餐。我跟着列队，希望食物可以抚慰内心的惶恐。早餐是一杯茶和3片饼干。茶只有甜味，饼干倒很美味，大概是我太饿了吧，可惜只有3片，根本无法果腹。我第一次知道，吃不饱的感觉原来比没吃更糟糕。
菜单每天都是一样的。午餐和晚餐是少许白饭配一片手指大小的咸鱼和两条青菜，有时会附一杯玫瑰水。第一次拿到午餐，我就马上坐到角落里狼吞虎咽。我饿慌了，但在扣留所这段日子，我从来没有吃饱过。
第二天，我改变策略，不再一口气把饼干吃光。我吃得很慢，希望这样比较有饱足感，而且每次只吃一片，另外两片收起来。我多想再吃一片，但我必须留到待会儿更饿的时候。口渴了就到厕所扭开水龙头喝自来水。第一天我完全喝不下。忍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受不了。那股浓浓的漂白剂味道，我到今天还记得。
到了第三天，我饿得筋疲力尽，连排队领早餐都提不起力气。官员看我坐在一角，一手就拿起木棍打我的脚。我很害怕，赶紧站起来排队。我不知道脚是不是断了，只能忍痛默默吃饼干。直到一个拘留犯过来安抚我，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复。
前两晚，我始终无法合眼睡着。到了半夜，地板有点冷，我得坐起来，用双手环抱自己才能睡去。但每隔一阵子我就会惊醒，然后我会环顾四周，发现这不是恶梦，再累极而睡。如此周而复始。
扣留室里看不到一丝阳光，我几乎失去求生意志。我宁愿当初在战火中死去，也不愿被关在这里。我但愿手上有一把刀，这样就可以自行了断。我不想苟活在这里。
第三天下午，来了一批新难民，其中3个罗兴亚人进了我这间。他们年纪都比我小，一个13岁，一个12岁，一个11岁。他们一脸风霜，眼神里的惶恐和悲伤，像是刚刚经历了极度可怕的事。
我比手画脚问他们怎么会被抓到这里？同室的拘留犯为我翻译。原来他们是从缅甸逃出来的。他们的双亲被杀害，房子被烧毁，其中一个孩子还亲眼目睹父亲被斩头。他们无处可去，只好跟着大队上船逃难。大海茫茫，缺水缺粮，好不容易抵达槟城，一上岸就被抓，送来这里。
我制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们比我小，遭遇却如此悲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们只是小孩啊！他们的“罪”，不过就是从一个活不下去的地方逃出来。我为自己这几天的抱怨感到惭愧。我很想帮他们，而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他们的朋友。
那几天，我们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祈祷，一起讲故事。和他们玩乐时，我得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囚牢里，他们成了我仅有的、微弱的光。
有一天，另一间拘留室发生争执。我看见官员拿着木棍冲了进去，接着就听见凄厉的叫喊声。不久，官员把一个非洲人带出来，安顿到另一处。他满头是血，几乎要昏倒了，但没人理会他的伤口。我看着他走过，希望他被安顿在靠近我的地方，这样我或许可以给他一些帮助。
接下来两天，官员几乎没有给他任何食物，还好邻室的罗兴亚人分了一些食物给他。这几天，我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景象——人们互相帮助、分享食物、一起祈祷，给彼此微笑和陪伴。我发现，即使在这个宛如人间炼狱的地方，依然散发着人性的光。
到了第9天，官员拿着一张名单过来说：“叫到号码的人，收拾好东西出来。”每个人都很期待，希望重获自由。官员叫了3个号码，其中一个是我的。我很兴奋，终于可以见到家人，见到阳光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3个罗兴亚好友在一旁安静地注视我。刚才重获自由的兴奋突然烟消云散。我说不出的难受，这太不公平了！他们比我小，为什么我被释放了，他们却没有？我恨不得拥有超能力，有很多钱，或很大的权力，把他们一起带走。
“动作快点！”官员的呼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和他们说再见。我很难过，也很不舍。当年离开叙利亚和亲友道别时，也是这种感觉。转身离开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做些什么，帮助扣留所内的孩子。
官员领我们出去，把我们的物品归还。我打开钱包，里面的钱已经不见了。当扣留所的大门打开，温暖的阳光再次照在脸上，我们不约而同跪倒在地，感谢上天。货车把我们载回布特拉再也的移民局大楼。等候处理最后的程序时，官员让同行的叙利亚难民打给他哥哥，请他来接我们。
几个小时后，官员终于带我们去见朋友的哥哥。但他没有马上放我们，而是把朋友的哥哥带到旁边的小房间。10分钟后，他才神色惊慌地走出来。最后，官员把难民证还给我们，警告我们不可再出来工作，否则就把我们遣送回国。离开后，朋友的哥哥才说，刚才官员在小房间里勒索他给钱，不然就要抓他，他只好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
我总算安全回家，但这段经历留下的阴影难以磨灭。我救不了那些孩子，但我可以为他们发声。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保护这些孩子，不让他们被抓走。
我决定投入义工工作。
那次以后，哈山不敢再出门工作。他后来得到在私立学校上学的机会，同时也开始到难民学校当义工，教导语文和美术。2016年，年仅16岁的他创立了个人义工平台——Al-Hasan Volunteer Network，服务难民。他先是开办语言班，教导难民马来语和英语，又成立缝纫班、教单亲妈妈制作糕点上网贩售，让难民学习一技之长。
几年下来，他号召了400名义工，举办过上百个活动，服务对象甚至还包括了本地弱势群体。他不时举办免费跳蚤市场，让贫困人士前来选取所需物资，也经常带领义工到孤儿院和幼儿园彩绘壁画等。他还四处演讲，分享自己的故事，为难民发声。
因为对难民群体的贡献，他获得本地私立大学的奖学金，目前正修读教育系。他的目标是借助教育的力量，协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脱离困境。他没有再得到那3个罗兴亚小孩的消息，但他一直记得他们。当年帮不上忙的遗憾，总是催促着他加倍去帮助其他有着相同命运孩子。
哈山现在是20岁的大人了，但只要回想那段在扣留所的日子，恐惧就会莫名袭来，为此他还接受过几次心理辅导。决定把这段经历公开，他其实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说出来并非要制造仇恨，而是希望大众了解扣留所内的情况。我不曾憎恨大马政府或移民局，几个残暴滥权的官员并不代表所有人。我讨厌的是制度。我爱马来西亚，我在这里长大，这里是我第二个家，我认识的马来西亚人，是我遇过最善良的人。但那些不人道的行为，我不会妥协。”
我问他，想回家吗？“当然想！只要战争结束，我就会回去，即使那个家已经残破不堪。”只是，哈山根本不晓得叙利亚是否会有和平的一天，“眼下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散播爱、善意和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