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时候,我当义工——从扣留所囚犯到义工领袖的难民少年
人物| August 25, 2020义工 叙利亚 扣留所 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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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晴朗的星期三。我正如常工作,一个高大的男子突然从后门进来,问我要护照。他很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得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护照在家,但我有难民证。”他喝令我不许动,转身披上印着“移民局”字眼的外套。我还没反应过来,一群官员已经冲进来,抓住了所有的外籍员工⋯⋯

如果不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哈山(Hasan Al-Akraa)大概还在老家阿勒坡(Aleppo)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战火越来越近,到了2012年某一天,哈山看着无数炸弹从头顶飞过,把隔壁村夷为平地。父母决定带他们离家到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准备逃难到国外。去到首都城里,他们遇上游击队,一家人躲在一所房子里,大人把灯关上,11岁的小哈山躲在厨房,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我吓得心脏几乎快停止了!”时隔8年,哈山依然心有余悸。那次他们逃过一劫。游击队离开后,一家人立刻动身到机场。“一路上,我看到的都是炸毁的房子和尸体。”那是哈山对祖国最后的记忆。

他们逃到马来西亚,并通过联合国难民署取得了难民证。但难民没有就业和求学权利,为了温饱,哈山和哥哥只得到餐厅打工。他们洗碗、抹桌、洗厕所,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还小,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差点用漂白剂来洗碗!”但哈山好学勤快,很快上手,还慢慢学会切菜煮菜。两年后,他已经是餐厅的得力助手,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和英语。日子尽管艰苦,倒也平安无事。

扣留所的经历促使哈山成立义工平台,协助滞留在大马的各国难民。(图片来源:受访者)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三……”

2014年,哈山在一次取缔行动中被逮捕,在扣留所度过了人生中最难过的9天。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经历: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三。我正如常工作,一个高大的男子突然从后门进来,问我要护照。他很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害怕得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护照在家,但我有难民证。”他喝令我不许动,转身披上印着“移民局”字眼的外套。我还没反应过来,一群官员已经冲进来,抓住了所有的外籍员工。

我们每两人戴上一副手铐,登上卡车。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抓了。但我很疑惑,我不过是个14岁的小孩,我有难民证,为什么要抓我?

卡车很拥挤,有些人坐,有些人站。大家都忙着打电话,给家人、朋友、妻子、孩子……我拨给父母,告诉他们执法人员把我抓走了。爸妈叫我保持冷静,马上赶到餐厅,但官员威胁要抓他们,不让我们见面。

卡车开走了。我很害怕、惊恐、震惊……思绪很乱: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他们会把我遣送回叙利亚吗?我会坐牢吗?会坐很久吗?他们会打我吗?会控告我犯法吗?会不会是他们认错人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祈求官员看在我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把我放走。

半途,天空开始下起雨来。卡车只有顶部有棚遮盖,雨水不断从两边喷进来,打湿了所有人。

傍晚6点,卡车抵达布特拉再也的一栋大楼。我们集合在大厅,依工作地点分成小组,然后轮流拿号码牌拍照,并留下指纹。完成后,官员给我们每人一盒鸡饭。吃完饭,我们又登上卡车,出发到武吉加里尔扣留所。

图为武吉加里尔扣留所。(图片来源:路透社)

午夜12点,当卡车开进扣留所大门的那一刻,我终于绝望了。

官员命令我们坐在地上,开始痛骂我们没有合法证件。他们手上都有枪。突然,有个官员冲到我后面,猛踢我后面的人的肚子,一边斥责他:“不要乱动!”那人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吓死了。

在地上坐了两个小时后,我的脚开始麻痹。我稍微动了一下,官员就冷不防踢我背后,接着又是一顿责骂。我不敢再作声。我们只能一动不动地坐着,不许转换坐姿,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也不许喝水。

3个小时后,官员终于让我们轮流到旁边的小房间登记。在房里,他们命令我们交出身上所有东西,然后脱光衣服,连内裤也必须脱下。我觉得很羞耻,但还是照做了。接着,官员要我们做10下深蹲、5下俯卧撑,而他们则一边把我们的物品装进袋子,一边羞辱和消遣我们。完成后,他们才把衣服还给我们。

直到官员把我们带到各自的扣留室,我才敢哭出来。

扣留室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我的那间有20个人,全部人都睡在地上。四周很脏,到处都是虱子和蟑螂。我累得快虚脱了,却怎么也睡不着,只能不停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被关在这里?

这时,一个罗兴亚男人起身做晨祷。原来已经快天亮了。其他穆斯林也陆续起来祷告,我也跟着做。看着大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祈祷,我的心情很复杂。

早上7点,有人推着餐车来派早餐。我跟着列队,希望食物可以抚慰内心的惶恐。早餐是一杯茶和3片饼干。茶只有甜味,饼干倒很美味,大概是我太饿了吧,可惜只有3片,根本无法果腹。我第一次知道,吃不饱的感觉原来比没吃更糟糕。

菜单每天都是一样的。午餐和晚餐是少许白饭配一片手指大小的咸鱼和两条青菜,有时会附一杯玫瑰水。第一次拿到午餐,我就马上坐到角落里狼吞虎咽。我饿慌了,但在扣留所这段日子,我从来没有吃饱过。

第二天,我改变策略,不再一口气把饼干吃光。我吃得很慢,希望这样比较有饱足感,而且每次只吃一片,另外两片收起来。我多想再吃一片,但我必须留到待会儿更饿的时候。口渴了就到厕所扭开水龙头喝自来水。第一天我完全喝不下。忍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受不了。那股浓浓的漂白剂味道,我到今天还记得。

到了第三天,我饿得筋疲力尽,连排队领早餐都提不起力气。官员看我坐在一角,一手就拿起木棍打我的脚。我很害怕,赶紧站起来排队。我不知道脚是不是断了,只能忍痛默默吃饼干。直到一个拘留犯过来安抚我,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复。

前两晚,我始终无法合眼睡着。到了半夜,地板有点冷,我得坐起来,用双手环抱自己才能睡去。但每隔一阵子我就会惊醒,然后我会环顾四周,发现这不是恶梦,再累极而睡。如此周而复始。

扣留室里看不到一丝阳光,我几乎失去求生意志。我宁愿当初在战火中死去,也不愿被关在这里。我但愿手上有一把刀,这样就可以自行了断。我不想苟活在这里。

第三天下午,来了一批新难民,其中3个罗兴亚人进了我这间。他们年纪都比我小,一个13岁,一个12岁,一个11岁。他们一脸风霜,眼神里的惶恐和悲伤,像是刚刚经历了极度可怕的事。

我比手画脚问他们怎么会被抓到这里?同室的拘留犯为我翻译。原来他们是从缅甸逃出来的。他们的双亲被杀害,房子被烧毁,其中一个孩子还亲眼目睹父亲被斩头。他们无处可去,只好跟着大队上船逃难。大海茫茫,缺水缺粮,好不容易抵达槟城,一上岸就被抓,送来这里。

我制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们比我小,遭遇却如此悲惨。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们只是小孩啊!他们的“罪”,不过就是从一个活不下去的地方逃出来。我为自己这几天的抱怨感到惭愧。我很想帮他们,而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他们的朋友。

那几天,我们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祈祷,一起讲故事。和他们玩乐时,我得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囚牢里,他们成了我仅有的、微弱的光。

有一天,另一间拘留室发生争执。我看见官员拿着木棍冲了进去,接着就听见凄厉的叫喊声。不久,官员把一个非洲人带出来,安顿到另一处。他满头是血,几乎要昏倒了,但没人理会他的伤口。我看着他走过,希望他被安顿在靠近我的地方,这样我或许可以给他一些帮助。

接下来两天,官员几乎没有给他任何食物,还好邻室的罗兴亚人分了一些食物给他。这几天,我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景象——人们互相帮助、分享食物、一起祈祷,给彼此微笑和陪伴。我发现,即使在这个宛如人间炼狱的地方,依然散发着人性的光。

到了第9天,官员拿着一张名单过来说:“叫到号码的人,收拾好东西出来。”每个人都很期待,希望重获自由。官员叫了3个号码,其中一个是我的。我很兴奋,终于可以见到家人,见到阳光了!

我赶紧收拾东西,3个罗兴亚好友在一旁安静地注视我。刚才重获自由的兴奋突然烟消云散。我说不出的难受,这太不公平了!他们比我小,为什么我被释放了,他们却没有?我恨不得拥有超能力,有很多钱,或很大的权力,把他们一起带走。

“动作快点!”官员的呼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和他们说再见。我很难过,也很不舍。当年离开叙利亚和亲友道别时,也是这种感觉。转身离开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做些什么,帮助扣留所内的孩子。

官员领我们出去,把我们的物品归还。我打开钱包,里面的钱已经不见了。当扣留所的大门打开,温暖的阳光再次照在脸上,我们不约而同跪倒在地,感谢上天。货车把我们载回布特拉再也的移民局大楼。等候处理最后的程序时,官员让同行的叙利亚难民打给他哥哥,请他来接我们。

几个小时后,官员终于带我们去见朋友的哥哥。但他没有马上放我们,而是把朋友的哥哥带到旁边的小房间。10分钟后,他才神色惊慌地走出来。最后,官员把难民证还给我们,警告我们不可再出来工作,否则就把我们遣送回国。离开后,朋友的哥哥才说,刚才官员在小房间里勒索他给钱,不然就要抓他,他只好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

我总算安全回家,但这段经历留下的阴影难以磨灭。我救不了那些孩子,但我可以为他们发声。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保护这些孩子,不让他们被抓走。

我决定投入义工工作。

哈山通过各种技能班,协助难民学习一技之长,融入当地。(图片来源:受访者)

那次以后,哈山不敢再出门工作。他后来得到在私立学校上学的机会,同时也开始到难民学校当义工,教导语文和美术。2016年,年仅16岁的他创立了个人义工平台——Al-Hasan Volunteer Network,服务难民。他先是开办语言班,教导难民马来语和英语,又成立缝纫班、教单亲妈妈制作糕点上网贩售,让难民学习一技之长。

几年下来,他号召了400名义工,举办过上百个活动,服务对象甚至还包括了本地弱势群体。他不时举办免费跳蚤市场,让贫困人士前来选取所需物资,也经常带领义工到孤儿院和幼儿园彩绘壁画等。他还四处演讲,分享自己的故事,为难民发声。

哈山经常带领义工四处为本地孤儿院或幼儿园彩绘壁画。(图片来源:受访者)
近期瘟疫爆发,哈山第一时间筹募物资,派发给弱势群体。(图片来源:受访者)

因为对难民群体的贡献,他获得本地私立大学的奖学金,目前正修读教育系。他的目标是借助教育的力量,协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脱离困境。他没有再得到那3个罗兴亚小孩的消息,但他一直记得他们。当年帮不上忙的遗憾,总是催促着他加倍去帮助其他有着相同命运孩子。

哈山现在是20岁的大人了,但只要回想那段在扣留所的日子,恐惧就会莫名袭来,为此他还接受过几次心理辅导。决定把这段经历公开,他其实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哈山经常受邀到各地演讲,为难民发声之余,也希望号召更多人行善。(图片来源:受访者)

“说出来并非要制造仇恨,而是希望大众了解扣留所内的情况。我不曾憎恨大马政府或移民局,几个残暴滥权的官员并不代表所有人。我讨厌的是制度。我爱马来西亚,我在这里长大,这里是我第二个家,我认识的马来西亚人,是我遇过最善良的人。但那些不人道的行为,我不会妥协。”

我问他,想回家吗?“当然想!只要战争结束,我就会回去,即使那个家已经残破不堪。”只是,哈山根本不晓得叙利亚是否会有和平的一天,“眼下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散播爱、善意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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