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写在《野蛮人入侵》之后——陈翠梅:私电影不仅仅代表个人

若非同温层,大多数人认识陈翠梅,应该是从“大马电影新浪潮”领军人物之一的身份。她说,生活里真正可以选择的东西其实不多,而工作和个人自由最接近。自由,是她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她向来以电影工作者自称,数年前却因为新生命的诞生面临全新挑战,而在电影工作者和母亲的角色之间挣扎。于是,暌违十年推出电影《野蛮人入侵》,说自己的故事,也可能是大家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野蛮人入侵》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中夺得评委会大奖,再次证明陈翠梅一直所坚信的:当创作者剖得越深,把个人特色突显时,其实是会引起共鸣的。

陈翠梅边用手拨弄着利落的短发,边走到沙发坐下,等待摄影师架设相机的片刻,她问:“你有看高达的《断了气》吗?”她指的是法国新浪潮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

“电影女主角是个美国女孩,名为Patricia,她头发就是这样,短短的,在那个年代算是挺新潮吧?六七十年代,一个美国女孩在街上卖报纸,喊着……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到。”她绘声绘影地说着电影中的经典桥段,我后来才察觉到,她的脸藏不住情绪,只要提到感兴趣的人事物,自然就把那份雀跃表露在脸上。

初见陈翠梅,是在2019年东南亚短片电影节现场,当时身为电影节总监的她留着齐肩中长发,周旋在多位参与者之间,时而谈短片与创作者,时而聊活动点滴。

在大马办短片电影节,即使规模不大,也谈不上容易。她说,活动宗旨是“一起透过大荧幕观看短片”,几天活动下来,我站在旁观者的位置,除了欢喜地观看每一部短片,也看见她的号召力。

专访期间,我带着私心加插了这一道题:是什么样的个人特质或魅力,致使大家都愿意帮你?

“因为我特别厚脸皮。”她笑。思考片刻,她才语带认真地说:“第一,我很不要脸,我真的会去问。我从小就发现一个很用的‘技巧’,那就是只要你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就差不多达到它(目标)了;第二,只要敢问出口,得到‘YES’答复的机率已超过一半。即使第一个人拒绝,再问下一个人,成功的机会也很高。”

她分享说道,2004年拍第一部长片《丹绒马林有棵树》时,只写好故事大纲,就通过短讯向知名电影及广告导演雅丝敏阿末提出赞助要求。

“其实我当时只跟雅丝敏见过一两次面,给她看过我的短片,她也跟我说如果有需要帮忙,可以去找她,那我就来了,哈哈。”

她跟雅丝敏说了故事大纲:一个男人跟一个女孩聊了一整晚。对方问她需要多少钱,她清楚告知“两千令吉”,然后就获得雅丝敏回应“好,到我公司拿支票”。

“就这样,只是几封短讯而已。”

后来要找演员,她找了当红歌手张子夫,也是凭着胆子征询的结果。

陈翠梅与张子夫相识多年,从原本只是单纯喜欢一名歌手到变成“老朋友”,也是因为当初敢问对方是否愿意参与长片演出。图为电影《野蛮人入侵》剧照。(图片来源:大荒电影工作室)

当然,前提是你先有作品让别人看见,后来靠的就是‘不要脸’了。不要觉得被拒绝是一件坏事,也不应该被别人拒绝就生气,因为本来就没有那个条件。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是一个Magic(魔法),哈哈。”

从女孩到女人,自由之心养成记

很多创作者也许喜欢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叛逆投射在作品中,而陈翠梅却恰恰相反。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叛逆期,因为成长过程很自由,不曾受到任何束缚。

“与其说是叛逆,倒不如说是自由。”

陈翠梅来自于关丹蛇河村,中学时期常逃课两三天,独个儿搭车到吉隆坡见朋友;就算是在家,到外头玩至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父母也不会颇有微言。

陈翠梅的每一部作品都与自己有关,唯一的改变就是不同阶段的她所关心的事情也随之不同。(图片来源:大荒电影工作室)

“反正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那些不在规矩里的,或让人意想不到的。长大以后,我会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社会越来越固化,大家都会按照规矩办事,然后觉得理所当然,不会提出质疑。只是你很难跟小孩解释,哪些是自然发生的,哪些是社会文化的关系。”

她从小体能特别好,下午一点半放学,留在学校把功课做完;三点半之后就去爬山。学校对面有座山,上下山一趟大约两个小时;下山后去游泳,然后才回家。回家洗澡吃饭后,她就到补习中心工作。那一段时间,也用来看书写稿。偶尔还办生活营、团体活动等,基本就是她日常生活的循环。

“但生完小孩以后身体‘噗呲……’,像泄气的气球,腹肌被拉伤,全身使不上力,身体很弱的时候我会特别沮丧。”

她续称,从开始拍片到现在,片种始终没有改变,作品一直都是私电影。

“可能还是比较热衷于文学,我的电影就比较倾向于自己的写作。但是课题肯定经历各种改变,它的改变只是因为我拍电影的每个阶段所关心的事情不一样了,但是电影内容肯定跟自己有关。它要么是我当时特别焦虑、特别生气,要么就是我特别享受。”

电影《野蛮人入侵》也一样,与现阶段的她有关。她选择自导自演,去习武、搏击,重塑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有人说这是动作片、喜剧片、文艺片、戏中戏等,她一直都说这是一部个人电影。

《野蛮人入侵》中的李圆满有个淘气的儿子,也是陈翠梅的现实写照。她不是没有想过找专业演员出演李圆满一角,但因为练武必须是自己经历的,所以保留了这份自私。(图片来源:大荒电影工作室)

虽然她称电影在自己的生活占很小比例,自我介绍时也不会以导演自称,而是“电影工作者”,但当电影工作者和母亲的角色摆在一起时,她却坚定表示:“母亲这个角色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电影工作者才是全部。”

“生活里真正可以选择的东西其实不多。你不能选择父母、国家;小孩,是你选择生的,但所生下的小孩可能也有一些随机的成分。你真正投入心思的,其实是工作,工作跟你的个人自由最接近。当然,也有的人工作只是为了糊口,但工作还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就是你会花心思、时间和生命的东西。”

“当一部作品要做到代表所有人的时候,其实谁也没有被代表”

谈到创作的部分,她认为性别、种族,甚至故事都不是重要因素,反倒是说故事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有的国家特别鼓励个人创作、提倡个人自由,而有的国家却更倾向于集体创作。对我而言,集体创作其实比个人创作难,最难克服的部分是,每个参与的个体必须非常了解创作本身,并作出妥协与让步,但这样往往会让成品变得比较中庸。”

她说,个人创作要么很好,要么很烂。情况大概就是,当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点子时,一般人的反应会是:这个太烂了;但同样的,也会有人说:这个太天才了!

“它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只有做出来了,才知道是很好或很烂。”

她接着以马来西亚的状况为例,因为没有明确的群体区分,所以当政府要制作一个旅游广告,展现真正的亚洲面貌时,作品不会突显个人,而是选择一个可以代表所有人的象征。

“当要选一个能够代表所有人的东西时,到最后其实谁也没被代表,哪里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是活成那个样子的?所以,个人可能往往跟典型相反,但当这个个人表达得特别好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中引起观众共鸣:‘啊,我也是那样的!’”

“文化就如一座金字塔,底层越深厚,文化的高塔、尖峰就可以越高。我们的金字塔没有太宽,文化的高塔就到这里而已。”她用手比着略低的高度。(摄影:颜祖威)

陈翠梅的创作从来不是以大众为对象,就如她所说:都是私人电影。她是这么看的,当创作者往深处挖掘,把个人想法拍成电影的时候,反而会惊讶:竟然有很多人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正如《丹绒马林有棵树》,她并没有想要把这部作品往大众方向推,里头说的不过是一名在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的女孩的心情,她当时以为除了马来西亚人,没有人会看懂,但播映后却发现中国、台湾或欧洲都有观众喜欢这部片子。

“我也不知道观众看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但这就是个人作品的魅力,你以为没有人会了解你,但当你剖得越深,就会找到跟你很靠近的人。”

马来西亚历史资源丰富,社会环境、族群结构存在很多好故事,她认为大马从不缺导演,缺的是剧本,缺的是能够把故事说好的人。

“文化就如一座金字塔,底层越深厚,文化的高塔、尖峰就可以越高。我们的金字塔没有太宽,文化的高塔就到这里而已。”她用手比着略低的高度。

然后继续喃喃自语:“新加坡是比我们好,比较有效率性地实践起来,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狭隘,相比之下大马还是有更丰富的东西,一个国家的大小是有影响的。但是再比一比,台湾也很小,却做得比我们好……”

“说起来,我们还真的没什么底气。”

欲知更多有关《野蛮人入侵》放映及售票详情,请浏览大荒电影面子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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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咏琦

《访问》编辑兼记者,因为善忘,所以想要好好记录眼前的故事,当时代的见证者。

颜祖威

《访问》制作人,拍片的人,用汗水和劳力,再加上一点点的艺术天份,来换取生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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