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同温层，大多数人认识陈翠梅，应该是从“大马电影新浪潮”领军人物之一的身份。她说，生活里真正可以选择的东西其实不多，而工作和个人自由最接近。自由，是她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她向来以电影工作者自称，数年前却因为新生命的诞生面临全新挑战，而在电影工作者和母亲的角色之间挣扎。于是，暌违十年推出电影《野蛮人入侵》，说自己的故事，也可能是大家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野蛮人入侵》在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中夺得评委会大奖，再次证明陈翠梅一直所坚信的：当创作者剖得越深，把个人特色突显时，其实是会引起共鸣的。
陈翠梅边用手拨弄着利落的短发，边走到沙发坐下，等待摄影师架设相机的片刻，她问：“你有看高达的《断了气》吗？”她指的是法国新浪潮导演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
“电影女主角是个美国女孩，名为Patricia，她头发就是这样，短短的，在那个年代算是挺新潮吧？六七十年代，一个美国女孩在街上卖报纸，喊着……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到。”她绘声绘影地说着电影中的经典桥段，我后来才察觉到，她的脸藏不住情绪，只要提到感兴趣的人事物，自然就把那份雀跃表露在脸上。
初见陈翠梅，是在2019年东南亚短片电影节现场，当时身为电影节总监的她留着齐肩中长发，周旋在多位参与者之间，时而谈短片与创作者，时而聊活动点滴。
在大马办短片电影节，即使规模不大，也谈不上容易。她说，活动宗旨是“一起透过大荧幕观看短片”，几天活动下来，我站在旁观者的位置，除了欢喜地观看每一部短片，也看见她的号召力。
专访期间，我带着私心加插了这一道题：是什么样的个人特质或魅力，致使大家都愿意帮你？
“因为我特别厚脸皮。”她笑。思考片刻，她才语带认真地说：“第一，我很不要脸，我真的会去问。我从小就发现一个很用的‘技巧’，那就是只要你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就差不多达到它（目标）了；第二，只要敢问出口，得到‘YES’答复的机率已超过一半。即使第一个人拒绝，再问下一个人，成功的机会也很高。”
她分享说道，2004年拍第一部长片《丹绒马林有棵树》时，只写好故事大纲，就通过短讯向知名电影及广告导演雅丝敏阿末提出赞助要求。
“其实我当时只跟雅丝敏见过一两次面，给她看过我的短片，她也跟我说如果有需要帮忙，可以去找她，那我就来了，哈哈。”
她跟雅丝敏说了故事大纲：一个男人跟一个女孩聊了一整晚。对方问她需要多少钱，她清楚告知“两千令吉”，然后就获得雅丝敏回应“好，到我公司拿支票”。
“就这样，只是几封短讯而已。”
后来要找演员，她找了当红歌手张子夫，也是凭着胆子征询的结果。
当然，前提是你先有作品让别人看见，后来靠的就是‘不要脸’了。不要觉得被拒绝是一件坏事，也不应该被别人拒绝就生气，因为本来就没有那个条件。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这是一个Magic（魔法），哈哈。”
从女孩到女人，自由之心养成记
很多创作者也许喜欢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叛逆投射在作品中，而陈翠梅却恰恰相反。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叛逆期，因为成长过程很自由，不曾受到任何束缚。
“与其说是叛逆，倒不如说是自由。”
陈翠梅来自于关丹蛇河村，中学时期常逃课两三天，独个儿搭车到吉隆坡见朋友；就算是在家，到外头玩至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父母也不会颇有微言。
“反正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那些不在规矩里的，或让人意想不到的。长大以后，我会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社会越来越固化，大家都会按照规矩办事，然后觉得理所当然，不会提出质疑。只是你很难跟小孩解释，哪些是自然发生的，哪些是社会文化的关系。”
她从小体能特别好，下午一点半放学，留在学校把功课做完；三点半之后就去爬山。学校对面有座山，上下山一趟大约两个小时；下山后去游泳，然后才回家。回家洗澡吃饭后，她就到补习中心工作。那一段时间，也用来看书写稿。偶尔还办生活营、团体活动等，基本就是她日常生活的循环。
“但生完小孩以后身体‘噗呲……’，像泄气的气球，腹肌被拉伤，全身使不上力，身体很弱的时候我会特别沮丧。”
她续称，从开始拍片到现在，片种始终没有改变，作品一直都是私电影。
“可能还是比较热衷于文学，我的电影就比较倾向于自己的写作。但是课题肯定经历各种改变，它的改变只是因为我拍电影的每个阶段所关心的事情不一样了，但是电影内容肯定跟自己有关。它要么是我当时特别焦虑、特别生气，要么就是我特别享受。”
电影《野蛮人入侵》也一样，与现阶段的她有关。她选择自导自演，去习武、搏击，重塑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有人说这是动作片、喜剧片、文艺片、戏中戏等，她一直都说这是一部个人电影。
虽然她称电影在自己的生活占很小比例，自我介绍时也不会以导演自称，而是“电影工作者”，但当电影工作者和母亲的角色摆在一起时，她却坚定表示：“母亲这个角色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电影工作者才是全部。”
“生活里真正可以选择的东西其实不多。你不能选择父母、国家；小孩，是你选择生的，但所生下的小孩可能也有一些随机的成分。你真正投入心思的，其实是工作，工作跟你的个人自由最接近。当然，也有的人工作只是为了糊口，但工作还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就是你会花心思、时间和生命的东西。”
“当一部作品要做到代表所有人的时候，其实谁也没有被代表”
谈到创作的部分，她认为性别、种族，甚至故事都不是重要因素，反倒是说故事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有的国家特别鼓励个人创作、提倡个人自由，而有的国家却更倾向于集体创作。对我而言，集体创作其实比个人创作难，最难克服的部分是，每个参与的个体必须非常了解创作本身，并作出妥协与让步，但这样往往会让成品变得比较中庸。”
她说，个人创作要么很好，要么很烂。情况大概就是，当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点子时，一般人的反应会是：这个太烂了；但同样的，也会有人说：这个太天才了！
“它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只有做出来了，才知道是很好或很烂。”
她接着以马来西亚的状况为例，因为没有明确的群体区分，所以当政府要制作一个旅游广告，展现真正的亚洲面貌时，作品不会突显个人，而是选择一个可以代表所有人的象征。
“当要选一个能够代表所有人的东西时，到最后其实谁也没被代表，哪里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是活成那个样子的？所以，个人可能往往跟典型相反，但当这个个人表达得特别好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中引起观众共鸣：‘啊，我也是那样的！’”
陈翠梅的创作从来不是以大众为对象，就如她所说：都是私人电影。她是这么看的，当创作者往深处挖掘，把个人想法拍成电影的时候，反而会惊讶：竟然有很多人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正如《丹绒马林有棵树》，她并没有想要把这部作品往大众方向推，里头说的不过是一名在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的女孩的心情，她当时以为除了马来西亚人，没有人会看懂，但播映后却发现中国、台湾或欧洲都有观众喜欢这部片子。
“我也不知道观众看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但这就是个人作品的魅力，你以为没有人会了解你，但当你剖得越深，就会找到跟你很靠近的人。”
马来西亚历史资源丰富，社会环境、族群结构存在很多好故事，她认为大马从不缺导演，缺的是剧本，缺的是能够把故事说好的人。
“文化就如一座金字塔，底层越深厚，文化的高塔、尖峰就可以越高。我们的金字塔没有太宽，文化的高塔就到这里而已。”她用手比着略低的高度。
然后继续喃喃自语：“新加坡是比我们好，比较有效率性地实践起来，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狭隘，相比之下大马还是有更丰富的东西，一个国家的大小是有影响的。但是再比一比，台湾也很小，却做得比我们好……”
“说起来，我们还真的没什么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