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简称马新社）前记者兼任新闻主播叶诗妮离职后公开揭露国营媒体长期以来的劳动困境，引起朝野和媒体关注，成为舆论焦点。问她为什么敢写？她语带坚定地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事件会走到这一步，但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存心让自己没有回头路？倘若有其他更温和的对抗方式，她怎么会愿意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凭着一身傲骨，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新闻机构的她，只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当一名好记者。
“我预料到这场抗争会失败，但我也无法等到有人跟我一起站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
与叶诗妮的访谈，是她联合独立媒体组织呈交备忘录给通讯及多媒体部门之后几天的事。那时，她刚开始在一家企业上班，暂时卸下新闻记者身份，踏入新职场。
下班后的雨夜，我们俩坐在日式居酒屋。说是访谈，其实更像是一起吐苦水。乒铃哐啷的碗碟碰撞声响、隔壁桌男女的谈话声，还有对面桌小孩的哭闹声此起彼落，她的一字一句却清晰无比地戳中心头。
2022年8月8日凌晨，她在个人脸书专页详文叙述自己身在马新社的工作遭遇，揭露马新社暗黑内幕与媒体工作者的劳动困境。帖文随即引来前东家关注，事件持续发酵导致她成为舆论焦点，当中更不乏被当权者侮辱，甚至面对马新社一度表示以法律行动对付。
“为什么敢写？因为一口气、一则帖文导致后续一堆麻烦事，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可曾有一丝后悔？”我问。毕竟以她踏入媒体行业的资历算来，算是资历尚浅的新闻记者兼主播，职涯还很长。
她毫不迟疑地说：“当初写出来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什么，也没有预料自己会走到这一步，毕竟这不是有组织的抗争。职员合约中的确阐明不能诋毁公司名誉或揭露公司隐私，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把这口气吞下去。”
她语带坚定地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事件会走到这一步，但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存心让自己没有回头路？倘若有其他更温和的对抗方式，她怎么会愿意成为被抢打的出头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凭着一身傲骨，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新闻机构。
转型中被压榨的新闻工作者 好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叶诗妮口中的劳动困境，是众多马来西亚媒体工作者的雷同经历，反映着各家媒体机构的体制问题。近年来，各媒体机构随着网络趋势纷纷转型，将内容上传到网络平台，拼产量抢流量，转型过程中打着“multitasking、多学一项技能没有吃亏”的说法，让原有的新闻工作者边做边学。
从原本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兼顾拍摄新闻照片和视频，到后来做直播兼任主播讲述现场情况，再到采访结束后写新闻、拼新闻上传速度，甚至有者还被要求进行录音和剪辑工作。最后，新闻视频成品的品质如何，想必观众有目共睹，毕竟视频不是有声音有画面就成型。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我当然懂，但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至今仍没有答案：这个时代的记者应该怎么当？究竟要做到什么份上才算个称职的记者？
还没把问题问出口，叶诗妮就反问道：“你觉得好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我一时语塞，答不上来。等不到我接话，她诠释起自己对好新闻的定义：“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很常听到重质不重量，以我目前粗浅的想法，好新闻大概是有读者愿意花一些些时间，在你写的新闻内容底下留言。一些具思考性、或反思的留言，也许是鼓励写字的人，也许是读者从文字中受到影响，可能这就是好新闻的最基本条件了。”
不要只是当记者，而是要做记者应该做的事
身在媒体圈的人，大概对人力资源流动率高一事司空见惯，记者工作两三年就出走，辞职转行是常态，同期入职的同事剩下没几个。接着就是年年都有的毕业季，社会新鲜人带着满腔热情投入产业，工作两年因为工作量与薪资福利不符，被迫转换跑道。如此一来，新闻素质陷入了恶性循环，哪个环节出了错？答案很显然。
“我认为，媒体机构的薪水可以十年如一日，那是因为有人肯做。如果没有人接受不合理的低薪，产业严重缺人，薪水就被迫往上调整。当这个产业的人员流动率那么高，我们说记者新闻写不好、写得不够深入、只会炒冷饭……这些应该怪谁呢？这个时代的记者长不大，第一是因为他们待在这个产业的时间太短；第二是被固有的观念遗传式地洗脑。”
老一辈的媒体人，似乎都认为这份带着使命的工作很有成就感，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叶诗妮不时提及生存与理想的衡量，问她怕不怕一直谈钱会被说虚荣、市侩、俗气……
她先是自嘲自解，除非我是泰国公主，那可以不谈钱。思索一阵，喝下一口冰凉的白桃沙瓦后，再正经八百地说：
一份工作要做得好，至少要先保障工作者的生存。不要说记者，如果有一个洗碗工，你每个月给他六百块，他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力气洗碗？
“不要忘记，记者这份职业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它是一个岗位，一个需要负上社会责任的岗位。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记者该做的事，那就不是一名记者，不要以为今天在媒体机构工作，你就是记者，真的不要太‘留恋’这个职称。”
当没有足够的薪水和资源，就只能生产很表面的内容。这些都只是徒有虚名，不要只会当记者，要做记者应该做的事。
说着说着，她竟在不经意间回答了我那来不及问出口的问题。
把问题归咎于个人 乃最小阻力解决路径
媒体产业环环相扣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被正视是不争的事实，但马新社执行长罗斯兰和通讯部副部长扎希迪对于此事的回应却试图将指控导向“个人问题”，前者否认提告叶诗妮诽谤后，劝她知错道歉；后者则戏称要叶诗妮接受健康检查，看看脑子是否有问题。然而，将体制问题归咎于个人不思进取的不乏业界中的媒体工作者。
对此，她回应道，因为比起解决二三十年的体制弊病，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最小阻力的解决路径。
“你拿不到高薪是因为你只会写中文，在大马要掌握三语写作……”
“你薪资低就是因为你只会采访，不会拍摄啦……”
“诸如此类的说法，总之，什么都是你的错。当然，我不认为一名记者可以单靠一份专业吃到底，可是这并不代表我的专业不值钱。我过去花了好多年时间修读新闻专业，难道每个技能都会半桶水比较吃香？”
我苦笑着回应，在这个讲求multitasking的年代，也许真的有不少人认同样样都会，而不是样样精通比较吃香。
“坦白讲，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纠结于个人问题，即使我现在掌握多技能、身兼多职达到multitasking的程度，请问公司有给予multi-salary吗？也没有啊，这就是个畸形的现象啊！”
“我就是尊重我的职业，才认为自己不应该领这么少薪水；也因为尊重我的专业，我才清楚自己的专业不值这么少钱。”
也不知道是周遭环境越发喧闹，还是她说到激动处，声量开始提高。我忍不住问，是什么养成今天的你？其实想要表达的，是那股敢怒敢言的架势。
她说，事情爆发之后，很多很久不见的同学和老师给她传来讯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留了一句话：“你还是这样。”言下之意，这就是他们认识的叶诗妮。
“我承认我的个性向来比较冲，觉得事情不对就要揭露。人家说随着年龄增长，人会变得圆滑、接受现实，我明白有些现实是需要接受的，好那我接受。可是我自己也有意识地抵抗被磨圆、被社会化这件事。”
善于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其他产业劳动者权益的媒体工作者，当遇上关乎自己权益的事情，却无法为自己维权。
如叶诗妮在访谈开始时所言，这场抗争失败在她预料之中。原因是面对同样问题的人都不愿意站出来，基本上很难有指控力。通讯部收到备忘录大约两周仍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媒体工作者劳动权益的问题也已经冷却。也许有人会说，进入体制能改变问题的根源？
“我没有要从政。”
“进入体制内是改变问题的最根本方法？这倒是见仁见智。可能可以做到服务好特定选区的选民，但要改变大环境，我觉得未必是的。媒体工作者的权益要靠自己争取，如果连自己都不愿意站出来，妄想其他人（比如政治人物）会帮你。”
叶诗妮为什么如此生气？因为在乎。
若非在乎，就不用一个人踏上孤独又漫长的抗争之路。这颗投入湖中的小石子终究没有办法泛起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但至少投入那一瞬间“嘣”的声响，被听见了。
封面摄影：Alhadjri (Geramm)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