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特殊儿童教育】我们的特殊教育行业，还有好远的路要走！

正当国外已改用恰当礼貌的字眼称呼特殊人士，现今马来西亚对特殊人士的官方称谓依然停留于“残障人士” （Orang Kekurangan Upaya），却非“特殊人士” （Orang Kelainan Upaya）；《2008年残障人士法令》（AKTA Orang Kurang Upaya 2018）自颁布以来，也未再跟进时代调整。歧视存在于无形中：称谓未改、法令未修，大众看待特殊人士的目光也维持不变。从排斥、接纳至尊重，长路漫漫，离理想终点尚有大段路程。《访问》找上了信义特殊儿童园地，这所专为特殊儿童而设的幼儿园，一步一脚印走了16年，犹如特殊教育行业的历史缩影，让我们通过瞭解这所特殊幼儿园的故事，略一窥见马来西亚特殊教育业的现况与难处。

踏入信义特殊儿童园地，这天是星期四，也是每周一次的团课时间。小孩们在父母与老师的陪伴下，挂着天真烂漫的笑容，正进行跨越障碍游戏。

当完成每项环节，一旁的父母比小孩更兴高采烈。这场游戏，犹如他们的人生，一辈子得克服关关障碍，才能抵达终点。跳跃、撕纸张、搬桌子、抓起指定物件，一般孩童根本无需特意学习的事物，他们得重复逾百次才能上手。

信义特殊儿童园地（Pertubuhan Pendidikan Kanak-kanak Istimewa Harmoni，PKIH）创立于2004年，由信义幼儿园（Tadika Harmoni）衍生而建，每月收取的低廉学费根本不足以维持营运，只得依靠信义幼儿园的盈利平衡开支。

这儿的学生皆是3岁至6岁的特殊孩童，包括自闭症、注意力缺失症、唐氏症、发展迟缓症（GDD）的孩童，他们大多因阅读与言语障碍，无法到一般学校学习。

此处的创立，源于信义幼儿园出现了一名特殊学生，他无法如其他同学一般，专注上课认字，这让园长杨永圆开始正视特殊孩童的存在，“之前我们对特殊孩子没有概念，我们很单纯地想帮助这些孩子，于是就决定开办信义特殊儿童园地。”

于是，杨永圆与另三名老师，包括陈祈慧、张坤良、汪瑞香相互配合，将构想中的特殊幼儿园化为现实。杨永圆说，“除了陈祈慧老师之前早有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她家中有特殊儿，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知识，就慢慢学习，也到其他学校学习别人是如何经营的。”

当时，马来西亚特殊教育行业远未成熟，难以寻得此类课程，他们曾赴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特殊教育中心观摩学习，盼能从中借鉴。日复一日，16年转眼即逝。

特殊教育师资不足   特殊学生学习难上添难

创立16年以来，杨永圆尽可能不调涨学费，她感叹，养育特殊孩子的费用高昂，少说每月都得花费逾千令吉，基层家庭更难以负荷，因此她尽可能为家长减缓学费压力。

却因如此，信义长期陷入连亏状态，有者疑惑他们为何还要继续经营，“我们关心这些孩子，而且我们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对人的责任，我们对他们有爱。我们都可以教普通孩子，有特别需求的孩子也要去教，虽然是不容易。”

以信义特殊儿童园地为例，当学生结业后，将依照学习能力，决定去往主流学校或特殊学校。“去到主流小学，特殊孩子的困难还是存在。如果特殊孩子能与学校配合，去主流学校是好的，因为我们希望特殊孩子可以模仿其他孩子的学习行为。”

即便如此，特殊学校亦有其优势，“特殊学校的课程比较配合特殊孩子的学习水平。”她也建议，若家庭条件允许，可将孩子送往家庭教育（Homeschool），接受小班制教学模式。

杨永圆说道，相较过去，马来西亚的特殊教育发展的确有进步，可仍有多处不足，“从16年前到现在，至少有比较多私人中心的成立，政府方面则是有特殊教育班，但是不容易办得好，因为若要在主流学校开办特殊班级，得教导很多不同类别的特殊儿童，需要很多师资人力。”

她说，政府并未栽培足够师资应对特殊学生，部分华小因华裔师资不足，派遣巫裔或印裔老师执教。特殊学生的学习媒介语从华语转成国语，对他们是一大挑战，等同在障碍之上再添障碍。

“特殊学生的学习原本就很困难了，建议只专注以单一语言学习。如果原本是用华语媒介学习，改用其他语言后，肯定造成他们的学习更不容易。”

信义特殊儿童园地亦面临师资不足的困境，正因如此，这儿每星期仅上课两天，且实行半天制， “我们的师资其实真的不足够，老师也是属于半天制，义工老师也是在星期四才过来帮忙。”

杨永圆希望可以增加师资，“毕竟有更多老师，就可以教更多学生”，惟特殊教育老师难寻，除了因福利不及外界工作，也需要付出加倍心思。

“要请特殊教育老师不简单，我们也没有能力出到很高的薪资，但是在外面聘请特殊教育老师的薪资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收费很高。”

若社会少了醒觉    就少了接纳

此外，马来西亚特殊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教育课题，亦是社会的接纳与包容度。

“如果社会少了醒觉，就少了接纳。当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造成很多人的不接受。”

亦有者并非歧视特殊人士，反倒是手足无措，不知该以何态度与特殊人士相处。对此，杨永圆强调，必定不是以怜悯目光看待这一群体，因特殊人士需要的并非同情，而是平等。

“怜悯态度对家长在情感上是很大的打击，因为大众这样来看待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普通的孩子。” 她讲解，如果国家的醒觉运动做得足够，社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足够，就不会以怜悯的眼光看特殊儿童。

此外，特殊人士识别证（OKU）是对特殊人士的保障，部分家长却将之视为羞耻，及截铁斩钉证明孩子与众不同的“证据”，由于担心外界的异样眼光，拒绝为孩子申请证件。“家长觉得一旦有了OKU证件，孩子就是不正常的，但并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也会劝这里的学生家长申请OKU证件。”

她也说，华裔在这方面较含蓄，不希望让外人知道，可如果醒觉足够，家长就不会有如此想法。

她强调，“如果万一特殊孩子在外面有什么举动伤害到他人，当别人看到有OKU证件，也能明白这不是孩子想要的，他们控制不了，因此是保护孩子的。”

即使毕业后，特殊儿童有未来吗？

另一方面，截至2019年，全国约48万7000名特殊人士中，仅有0.8%，即是3782名特殊人士获聘为正式员工。若无家人可依靠，特殊人士该如何自立维生，是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

杨永圆叹道，若将特殊人士的生涯规划分为五个阶段，马来西亚尚停留在第一阶段，特殊孩子的未来何去何从，无人知晓。“当特殊孩子从中学毕业后，他可以继续做什么？要怎么继续人生，养活自己呢？”

因此，她正积极筹备青少年工作坊，好让特殊人士能凭一技之长，在社会上生存。可若要落实，仍得借助政府的一臂之力。“在马来西亚很少见，可是台湾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政府认同和支持，特殊人士可以参与工厂的各部门，即使是非营利机构也有政府的资助。”

她也建议政府应成立更多特殊学校或特殊中心，以应付这庞大群体，“现阶段特殊学校的选择很少，或是在很偏远的地方，主流学校的特殊教育班也需要增加师资。”

除此，政府未能为特殊儿童的家长提供明确方向，孩子的未来就学、就业都是未知数，家长仅能依靠自己，在泪水中带着孩子蹒跚前进，“所以当家中有特殊孩子时，家长会很茫然，这条路要怎么走。”

更让家长忧心的，是他们离世后，孩子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吗？甚至有家长表示，希望孩子能比自己提早离世，至少不必忧心孩子被社会欺侮打压，这竟成了父母对孩子最沉痛的期许。若政府为特殊孩童铺好平坦道路，何须走到如此地步？

她说，因此政府的宣导工作十分关键，通过讲座亦是了解资讯的方式之一，然而我国亦极少举办相关讲座。

“我们曾举办一场讲座，讲解要怎么为孩子18岁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如果有一天，家长不在了，谁要照顾这个孩子，要怎么维持生活费用，也让家长明白，原来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孩子的未来了。”

她解说，家长可先为孩子设立基金，或是预先立遗嘱，尽己之力保障孩子的未来生活。

除此，特殊儿的兄弟姐妹亦得了解相关资讯，“他们要晓得如何帮助自己的手足，怎么带他们一起走，也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特别的手足在家里，不是一件丑事，反而应该保护、帮助他。”

编按：由于疫情关系，信义特殊儿童园将线下活动转为线上，将从2020年7月1日至11月14日举办名为“Harmoni Charity Run 2020”的线上慈善义跑活动，以筹募园方活动经费。有兴趣者，可通过点击此链接报名，与特殊孩子一起用爱跨越障碍，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30日（星期三）。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信义特殊儿童园地官方面子书，或联络012-902 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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