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城中最热门的课题包括马来西亚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暴跌，让团结”政府脸上无光。
诚如庄迪澎的文章所言，马来西亚过去二十几年只有两次取得“佳绩”，都发生在政权更替之后。新政府执政之初尚无作为亦无劣迹，和媒体的关系自然相对和谐，彼此感觉良好，时间稍久，丑态就掩不住了。
过去一年，通讯部长法米时而警告（”Jangan marah saya kalau ada panggilan nanti atau pun kalau ada radio car yang singgah di rumah anda），时而发飙，就是一例。当然，亲希盟者或许会替他辩解，说他只针对所谓的3R课题。问题是换了是国盟或以前的国阵部长说这番话，他们还能轻饶吗？
我日前看到某位学者在脸书提醒不能迷信新闻自由指数，因为政府封锁散播仇恨的假新闻网站不等同打压言论自由，简直是在给安华政府背书。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不能按个人情绪分析事情，否则就是闭眼摸象，自作聪明。
就以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指数来说，它有五个指标（indicators），分别是政治、经济、立法、社会文化和安全。
政治指的是媒体是否受到尊重，有否面对来自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压力，又是否能够有效对政治人物问责等。在这一块，马来西亚的新闻工作者很明显没有感受到来自政府和其他政治人物的尊重，因为一旦报导有误，政府总是喊打喊杀，而非透过本身掌握的国家机器予以纠正。去年三月，《每日新闻》引述分析员的预测，报导国家银行将调高隔夜政策利率，就遭到法米严厉批评为存心诽谤，只差没有威胁提告。
过去两周，《彭博社》和新加坡《海峡时报》分别因为报导了柔佛森林城或建赌场，以及政府或撤销汽油津贴的新闻，引来安华亲自驳斥，还呼吁被提及的人士“采取行动”，结果警方就接到投报，开案调查《彭博社》，法米竟厚颜无耻说非政府所为；安华也不点名指“邻国和外国媒体以负面新闻攻击其政府”，言下之意是“境外势力的阴谋”，和1990年代末，马哈迪指责烈火莫熄是西方的阴谋如出一辙。历史总是充满嘲讽，吾人且看马来西亚明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如何。
经济指的是政府的政策是否导致难以成立新媒体，国家资源补贴有否偏差甚至贪污，财团的影响力是否足以影响媒体等。且不谈马来西亚要成立新媒体机构的障碍，众多的官联公司和国营机构参与庞大的商业投资，也让媒体在报导一些环境课题上如履薄冰，尤其是关于油棕业破坏生态的新闻，几乎不可能在国营电台或电视台出现。
立法指标就不必多说，马来西亚的审查制度既不透明也充满陷阱，我自己上个月在新山就亲身体验过了，其他一众钳制言论的恶法，关注的人随便就可以说出一两条，所以我认同庄迪澎所言，只要这些恶法仍在，大环境不会改变，媒体工作者依然得自求多福。
再来是社会文化，也是我认为导致马来西亚新闻自由指标大倒退的关键。过去一年，朝野和社会围绕着种族，宗教和性别的争吵不曾停歇；面对保守右翼在野势力的挑衅，号称进步昌明的政府，其回应方式却是一再让步，包括严禁谈及LGBT课题，取缔Swatch的彩虹手表，制定严格的演唱会指南，一旦触犯规定就断电喊停等，也难怪马来西亚在这个指标上严重滑落，倒退23分。更别说两个月前发生的“真主袜”事件中，暴民把法律操纵在自己手上，政府视若无睹，反而任由巫统的小喽啰阿克玛尽情捞取政治资本等，同样的，我们且看明年的表现如何。
最后是安全。马来西亚的确是个新闻从业员大体上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甚少有人身安全的威胁，这和战区记者所处的险境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一些国家对记者以言入罪，使其身陷囹圄，或遭亲政府的暴民攻击，甚至因为商业报导而惹祸上身，遭人暗杀等。马来西亚暂时没有这些案例，因此这个指标上的得分和去年不相上下。
除了以上所述，政府缩短网络媒体记者们的记者证期限，封锁正规新闻网站或部落格，包括穆雷亨特（Murray Hunter）在内，却拿不出正当的理由，这些都不是学者口中的“假新闻网站”，而是理性报导或评论政治的网站啊！
此外，内政部长赛夫丁也于去年八月证实把一名受联合国难民署保护的记者Syed Fawad Ali Shah遣返巴基斯坦，人身安全面对威胁，这和“煽动仇恨的假新闻文章”没有关系，却可能是导致马来西亚指数下滑的原因之一。
无国界记者就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所采用的五个指标，向新闻从业员、研究员、学者和人权份子发出问卷；安华政府这一切令人侧目的表现，回应者都看在眼里，所以除了安全指标，其他方面都大幅度滑坡，尤以社会文化指标为甚。因此，与其聚焦于排名，不如逐个指标研究为何在一年之内落到这步田地。
吾人固然不必把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作唯一的标准，但要评论它是否有参考价值，至少得先做点功课，了解人家如何得出这个结果，而非随性一句“不可信”，以为“打假新闻”就是一切，那就是学者的傲慢了。
延伸阅读：唐南发专栏《弹无虚发》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