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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益,我们还应该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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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娜天主教堂是大山脚的地标,远近驰名。一年一度的St. Anne Day,是万人空巷的国际盛事。而喜欢搭电动火车(ETS)的人可能知道,巫来由铁道公司(是的,KTMB:Keretapi Tanah Melayu Berhad)去年搞了一场火车站盖章收集比赛(Kom-mao-ter stamp rally),这座教堂被选为大山脚火车站的图章,足见这座教堂在这片土地的历史和人心中的分量。

圣安娜天主教堂是大山脚的地标,远近驰名。(图片来源:New Strait Times)

每当我看着老教堂斑驳也有点残破的外墙,踏在内堂古朴的花式地砖,都感受到和先人的连结——先人们一百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开拓,我在一百年后的这栋建筑物里站着。这种感觉妙不可言。

喔!别忘了向一百多年前拿起一砖一瓦建盖这座教堂的苏林神父致意。他就安葬在教堂中廊地下,墓碑向上,任人踩踏而无悔。

相比之下,原本位于大山脚老镇中心的火车站,被拆到一砖一瓦都不剩,连老招牌都没有了。新的大山脚火车站搬到了马来甘榜之中,十分摩登,却毫无特色,也不可能让人产生连结。

新的大山脚火车站搬到了马来甘榜之中,十分摩登,却毫无特色。(图片来源:Penang Travel Tips)

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每当我想外出静心,我都选择独自到老教堂里坐着。

说来奇妙,神的殿堂让人肃然起意,自然安静下来;来这里的人各自和心目中的上帝祷告,互不干扰。

而教堂就坐落在干净的水源边上。水善万物而利众生,既是人赖以为生的基本资源,也是灌溉农田、发展经济所需的宝贵资源。水虽无争,人却争水。学经济的我,不期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教堂总要建在水源边上?

这就和“公共”的观念相关。

水源边的信仰空间,看见公共雏形

人跟人之间相处,竞争无处不在。你要到多一点,我就只得少一点。那用什么来决定谁得到多、谁得到少呢?

最原始的方式,是比拳头。谁只要勇武过人,谁就获得资源。

关键是武力。不管是拿刀或拿枪,都是换汤不换药。这又叫“森林法则”,因为这也是禽兽生活的方式。

人类始终发展出了“文明”。文明带领人类脱离森林法则,用一些人类制定的规则来决定资源使用。举例来说,这些规则包括:先到先得、排队轮流、固定配额。

人跟人之间相处,竞争无处不在。你要到多一点,我就只得少一点。(图片来源:freepik)

这些规则需要人实施(enforce)和仲裁(arbitrate),不然迟来的人可以谎称先来,结果就和“森林法则”无异。这就带来“公共”的观念了。

于是宗教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框架——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一切荣光归上帝,所以你放弃一点让给我,是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那么虔诚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中国的祠堂,以及衙门里的父母官(想想包青天),也是在一个“公共”的框架下,维持公义。他们处理的不只是我们看戏看的那些奇哉怪也的故事,更是平民柴米油盐的争端、家庭邻里间争锋吃醋的芝麻绿豆小事。

然而,就算把大公无私的上帝搬进来,也没有改变“你若得多一点,我必得少一点”零和竞争的本质(zero-sum game),最多可能分配得平均一点罢了。

资本主义(capitalism)是文明的大进展。大就大在:资本主义改变了竞争的零和本质,而发展出一种“你得我也得”、“互相交征利”的制度。

这制度的名堂,就叫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

在制度与利益之间,能源如何再分配

用回水源作例子。假设一家矿泉水工厂物色到了一座山泉,想在那里生产矿泉水;他们首先要和当地居民打交道,然后向政府提申请;政府收到了,不会随便让它去搞,而要先评估合理的租金,也要确保当地人使用的水源不受污染。于是,水厂要竞标,谁出的价钱越高、安全措施够好,谁就可以盖工厂。工厂所缴交的钱,又称“税”,由政府管理,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回馈当地人民。而工厂的设立,除了给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也把外地人带进当地,增进人口发展。

资本主义改变了竞争的零和本质,而发展出一种“你得我也得”、“互相交征利”的制度。(图片来源:freepik)

读者注意到不?在上述的例子中,“政府”两字出现的次数比“工厂”还要多。这正正说明,经济发展得好不好,不只是看赚到的钱多钱少,更是看政府本身好不好。

用回同样例子。一个有钱人想在一块地上开工厂,他不先和当地人打交道,他说:“这样没用的!”他直接通过政党关系,找到政府官员,安排饭局。席上,他在桌底把一袋黑色包裹递给对方。隔天政府公开招标,可是结果已经内定。于是有钱人开了工厂,做了“资本家”,为了赚钱,他用最低的成本来生产(因为赚钱是好的、赚钱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不处理工厂的废水,任由当地人的水源受污染;他从外国引入大批廉价劳工,住到当地人的社区里。而政府都任由这一切发生,然后发表演说:“我们最关心的是三件事——经济、经济、和经济!”

政府不好,经济就不好,但钱可以越来越多。(图片来源:freepik)

政府不好,经济就不好,但钱可以越来越多。

这就是“公共” 观念——和随之而来的“公义”——的重要性。你有钱,关我屁事?但如果你有钱可以带动我有钱,那么你有钱就和我有关系。如果世人“公共”观念够强,在双方的交易之中就会尽量减少对他人的影响。

而把范围拉到最远最大,这里面的“我”包含的是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而“你”包含的是除了跟我有关以外的“所有人”。这样,大家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泯除的是你我的“观念”,并没有泯除你我的“存在”。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但若无“公义”的观念,一切都是妄谈——政府可以私相授受、工厂可以避开良性竞争,而人跟人之间,只有利益上的斤斤计较,永远只有互相侵犯、争斗不休。

我在老教堂里独自思忖,世间有什么力量,大得足以让人放下眼前私利,奉献给看不见的那一点,却认为只是在牺牲自己的一点点?这种力量岂非上帝之力哉?

除了利益,我们还应关心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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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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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槟城志于学,在香港读经济,目前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永续发展科学博士(PhD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星洲日报及当今大马《学说经济》专栏作者、《毅论环境》专栏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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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焕然,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 原南方大学学院副校长。著有著作有《乡土. 饮食.与记忆:跨南洋田野笔记》(2025)、《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小国崛起:满剌加与明代朝贡体制》、《边缘评论:文化漫步》、《边缘评论:吾土吾民》、《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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