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金马奖赛果堪称是大马人收获最丰盛的一届，入围8个相关项目，最终斩获3项，获奖率超过3分之1。
其中，获得最佳新导演的张吉安是含金量最重，也是最有指标性的奖项。指标性并非在于他凭着最少的入围数（2项），打败了入围数遥遥领先的众多强敌（4名对手入围数都至少在6项以上），包括入围最佳剧情片《手卷烟》的香港导演陈健朗，而是他能凭借一部由大马电影人在国内完成的电影，夺下这个仅次于“最佳导演”的个人技术类大奖。
👇张吉安以《南巫》赢得第57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实际上，张吉安并非是第一位夺得“最佳新导演”的大马人。早在10年前，现年49岁的何蔚庭曾以《台北星期天》拿下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前年也凭《幸福城市》入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男女配角与新演员4奖。
只不过，长期旅台的何蔚庭拿着台湾资金，沿用“蔡明亮模式”，长期留在台湾拍片，因此才让人忘了他与黄明志同样来自柔佛麻坡。
所谓的“蔡明亮模式”，说得严苛些，是许多怀抱电影梦的大马华人的唯一出路——到台湾念书，留在当地工作，再找到机会拍片。
这是挺无奈的事。在多数传统的大马家庭里，总还是摆不脱求学就要赚钱的功利心态，对于有着艺术梦的孩子，大多数家长都会软硬兼施劝退。若真的拗不过来，最终总会摆起冷冷的姿态，嘴里说着负气话。
“要念电影的话，我不会供你学费，你自己想办法吧！”
因此，想要从事跟电影有关的事，又要自力更生，台湾就成了这批“准电影人”最好的选择，只因为想复制蔡明亮的电影梦。
众所周知，蔡明亮凭着独有聪慧敏锐的叙事观点与影像风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先渗透台湾电视圈汲取经验，并在电影圈真正发光。随后多部作品纵然评价不一，但不影响他融资拍片的号召力，尤其不乏“不计上映收益，只求艺术价值”的欧洲资金投入，看在许多想拍片的大马电影人眼里，就才是拍电影的最理想产业链与状态。
而何蔚庭的发迹，也是遵循“蔡明亮模式”，他的作品纵然有着一些东南亚身影，但拍片环境与拍摄团队都清一色Made In Taiwan。因此，就算他成功获奖，大马媒体也报导过他的事迹，但他们大部分电影都没有在国内上映，国人始终对这些电影导演的作品陌生。
只闻其名，不见其作，这就是“蔡明亮模式”相对要牺牲的遗憾。
所以，张吉安手中的最佳新导演，奖项含金量虽与何蔚庭的一样，但内涵有着不一样的厚度。至少，拍摄地在大马，制作团队为大马人，内容也是高度在地化的冷僻题材，而这种整体共鸣度极低的性质，却能打败其他通俗兼具艺术的片子，无疑地是为大马中文电影业注入一个强心针。
但这强心针，并非意味着大马中文电影从此就能迎来盛况。
若你知道本地院线的世俗逐利原则，以及观众的集体品味标准，大概就知道《南巫》能上映的院线数量有限之余，票房前景也不被看好。就像张吉安在颁奖台上自我调侃，拍了一部可能大家都看不懂的电影，他影射的不仅是电影里的艺术元素，更多对应的是大马还未健康茁壮的电影产业链。
👇《南巫》预告片。
当去年同样入围金马新导演的另一位旅台导演廖克发作品《菠萝蜜》，被电检局要求删除27刀才能参加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时，我们大概也能预想，就算张吉安得到金马奖的肯定，对于推动大马中文电影业的发展，可能只剩下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对案子融资开拍机率、院线数与票房表现，甚至是观众评价等，在利欲主义且思想僵化的大环境下，最终这些荣耀或许都能化成时代里的小涟漪。
重点是，《南巫》能够顺利开拍，也是多亏2年前获得金马创投的“内容物数位电影奖”（如同陈胜吉获得百万首奖的《分贝人生》）。看似摆脱了“蔡明亮模式”，实际上却陷入另一种“台湾帮扶情结“——言之有物且有艺术价值的大马中文电影，在开拍资金与可行性上，依旧无法绕过台湾电影业的辅助与拉拔。
虽然说艺术无国界，但这种透过台湾主创团队评选后，再回到大马探讨开拍可能性的方程式，长远来说并非是大马中文电影最好的发展趋势。
一来是有些在地性话题与共鸣可能不符合国外电影审美标准，二来当金马创投奖项与大马中文电影开拍机率成正比时，看似一种出路，长久下来却可能会变成另一种精神拐杖，创作自主性与自由度可能受到无形束缚。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后话。今年金马奖最感慨的是，不是大马人纷纷获得肯定，也并非是每个得奖者难得厚实饱满的感言，而是李安的一句话。
“大家明年见。”
当原定11月开跑的欧美电影颁奖季依旧静悄悄，全球电影院人潮都稀落，“明年见“看似寻常的场面话，却也是一个乐观又无力的期许。
套用最佳男主角莫子仪的得奖感言：“致自由，致平等、天赋人权，致电影，致创作，致生活。“
大家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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