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疫情下——活着》:用纪录片铭记大马的疫情时代

从感激到愤怒  疫情下看尽人性善恶

赖昌铭在拍摄纪录片时看到疫情下的人生百态,大多时候的感受都是震撼和唏嘘。作为一直给予各方帮助的人,张安翔的内心感受却是由感激转换至愤怒,甚至是怨恨。

张安翔描述,“去医院和前线派送物资时会觉得很感激,有很多人会自愿制作或捐赠医用面罩和口罩。”(摄影:魏雁颖)

彼时,医院和确诊中心不乏非医护专业的志工忙碌的身影,他们并不身处于医疗行业,却仍愿承担风险,加入前线。

可在灾难底下,除了能发掘人性的善,也能反映人性的恶。

张安翔曾载着一车的物资到因疫情而无法运作的工地,当时住在矿场内的外籍客工已许久不曾温饱。

“那时马来西亚籍的监工不让我进去,我真的很怨恨,因为我是来帮里面的人的。”张安翔的语气流露出愤怒,仿佛回到了那一个瞬间,“我留下了我的名片,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私人工地,你可以报警捉我,可是你知道里面的人多久没有吃饭了吗?你有在帮他们吗?’”

张安翔将当时的自己形容为“阿修罗”,或许这是一个来自人道救援工作者的不忿,又或许,这仅是一个正常人类对利益至上者的心寒。

他也曾到访一个新村,里面有一个被分割成几个房间、租给难民居住的屋子,屋主见到他们时也是骂骂咧咧地嚷道:“这些难民已经欠了我好几个月的租金没有还了!”

“所有人都在骂他们,没有人在帮他们,”张安翔道,“这真的很恐怖,也让人觉得,人类真的可以很冷漠。”

如果说人生而平等,那为什么这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国度的人类,并没有受到人道的对待?

“什么都不敢想,才能坚持拍下去”

回溯纪录片的缘起,还得从疫情初期说起。当时,张安翔经常在脸书上发布自己进行救援工作的帖子,希望社会人士能提供援助,机缘巧合下,赖昌铭也参与了几次的人道救援工作,后来他向张安翔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张安翔答应了。

 

也是监制之一的现任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郑雄城曾提及,之所以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把这段时间记录下来,是因为纪录片足够贴近现实。

起初,赖昌铭并不知道要从哪一个方向下手,“因为疫情每个阶段都有变动,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摄制团队于2020年11月,即坐落在巴生的口罩厂出现了感染群后,进行了第一次的拍摄。由于人道救援工作也需要通过影像来记录和传播,以寻求更多的捐助,因此总是在派送物资时进行拍摄的他们并没有被警方为难。许多的片段也是由MyCARE随行摄影师提供的。

这个听起来浩大的团队,其实也才四个人——张安翔、赖昌铭、余振灏(摄影师)、李沁灵(摄影师助理)。

拍摄时大家都未接种疫苗,好在他们所使用的设备可从较远的距离拍摄,偶尔摄影师想要去到更靠近一些的地方,也会被阻止。

当时在体育馆拍摄时,患者都在体育馆的广场,摄制团队就在观众席上进行拍摄。(图片截自预告片)

“这是一个以人道关怀出发的纪录片,所以我也想要把团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赖昌铭如是说道。

这是一份会让人身心俱感压力的工作,难道间中不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吗?

“我不敢想,”赖昌铭苦笑,“应该说,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想了就不敢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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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雁颖

《访问》实习生,愿望是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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