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激到愤怒 疫情下看尽人性善恶
赖昌铭在拍摄纪录片时看到疫情下的人生百态，大多时候的感受都是震撼和唏嘘。作为一直给予各方帮助的人，张安翔的内心感受却是由感激转换至愤怒，甚至是怨恨。
彼时，医院和确诊中心不乏非医护专业的志工忙碌的身影，他们并不身处于医疗行业，却仍愿承担风险，加入前线。
可在灾难底下，除了能发掘人性的善，也能反映人性的恶。
张安翔曾载着一车的物资到因疫情而无法运作的工地，当时住在矿场内的外籍客工已许久不曾温饱。
“那时马来西亚籍的监工不让我进去，我真的很怨恨，因为我是来帮里面的人的。”张安翔的语气流露出愤怒，仿佛回到了那一个瞬间，“我留下了我的名片，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私人工地，你可以报警捉我，可是你知道里面的人多久没有吃饭了吗？你有在帮他们吗？’”
张安翔将当时的自己形容为“阿修罗”，或许这是一个来自人道救援工作者的不忿，又或许，这仅是一个正常人类对利益至上者的心寒。
他也曾到访一个新村，里面有一个被分割成几个房间、租给难民居住的屋子，屋主见到他们时也是骂骂咧咧地嚷道：“这些难民已经欠了我好几个月的租金没有还了！”
“所有人都在骂他们，没有人在帮他们，”张安翔道，“这真的很恐怖，也让人觉得，人类真的可以很冷漠。”
如果说人生而平等，那为什么这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国度的人类，并没有受到人道的对待？
“什么都不敢想，才能坚持拍下去”
回溯纪录片的缘起，还得从疫情初期说起。当时，张安翔经常在脸书上发布自己进行救援工作的帖子，希望社会人士能提供援助，机缘巧合下，赖昌铭也参与了几次的人道救援工作，后来他向张安翔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张安翔答应了。
也是监制之一的现任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郑雄城曾提及，之所以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把这段时间记录下来，是因为纪录片足够贴近现实。
起初，赖昌铭并不知道要从哪一个方向下手，“因为疫情每个阶段都有变动，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摄制团队于2020年11月，即坐落在巴生的口罩厂出现了感染群后，进行了第一次的拍摄。由于人道救援工作也需要通过影像来记录和传播，以寻求更多的捐助，因此总是在派送物资时进行拍摄的他们并没有被警方为难。许多的片段也是由MyCARE随行摄影师提供的。
这个听起来浩大的团队，其实也才四个人——张安翔、赖昌铭、余振灏（摄影师）、李沁灵（摄影师助理）。
拍摄时大家都未接种疫苗，好在他们所使用的设备可从较远的距离拍摄，偶尔摄影师想要去到更靠近一些的地方，也会被阻止。
“这是一个以人道关怀出发的纪录片，所以我也想要把团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赖昌铭如是说道。
这是一份会让人身心俱感压力的工作，难道间中不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吗？
“我不敢想，”赖昌铭苦笑，“应该说，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想了就不敢往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