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党忙着谈选区、谈候选人、谈胜负时，民间社会却试图把讨论重新拉回政策本身。 距离全国大选愈来愈近，一场由民间团体发起的政策讨论会，没有口号，没有造势，而是邀请七位来自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性别、媒体及东马议题的学者与倡议者，在短短三个小时内提出他们眼中最迫切、也最容易被政治遗忘的改革课题。 这些倡议并非空谈，其中不少早在2018年便已提出，却因为政权更迭、改革停滞，至今仍停留在纸上。讨论会最终希望将各项建议整理成《人民宣言》2.0，提交给各大政党参考，让竞选承诺不只是政治宣传，而是真正回应人民生活的政策蓝图。 从医疗体系、税制改革，到媒体自由、文化政策、环境治理、女性权益以及东马长期诉求，这场论坛提出的不只是七个议题，更是一道共同的问题：八年过去了，马来西亚究竟完成了多少改革？
距离全国大选愈来愈近，政治人物忙着布局选战，民间社会则把焦点重新拉回政策本身。一场由民间发起、面向各政党的政策讨论会，把人民最关心的公共议题搬上台面，让每一项政策诉求都被认真检视、充分讨论。
今年7月11日，由群议社主办、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与大马行动方略联盟协办的《政府表现评估与政策倡议》政策讨论会，在吉隆坡隆雪华堂举行。七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与倡议者，各以十分钟为限，从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性别平权、媒体改革及东马权益七大课题切入，分析现况、提出改革建议，希望最终纳入《人民宣言》2.0，并成为未来各政党制定竞选宣言的重要参考。
人民真正关心的，并非谁赢得下一场选举，而是谁能够回应生活中日益迫切的挑战。从医疗费用持续上涨、经济改革停滞、环境风险加剧，到媒体自由仍待突破、性别平权进展缓慢、文化政策缺乏长远规划，以及东马长期面对的发展失衡，这些都是影响人民日常生活、亟待政府回应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讨论会打破了传统论坛“主讲人讲、观众听”的单向模式。除了七位讲者提出政策倡议，现场民众也能参与讨论、表达意见。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将整理纳入《人民宣言》2.0，最终提交各大参选政党，希望让人民的诉求真正进入政策制定过程。
2018年提过的，今天还在提
讨论会上，一个共同的关键词不断出现——改革停滞。
群议社社员兼时事评论员杨启贤说，他当天提出的大部分东马诉求，其实都来自《人民宣言》1.0。
“到现在还是在循环使用，毫不过时。”
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与会者的无奈：不是民间没有提出方案，而是许多建议多年过去，依然停留在纸上。
拉曼大学学院传播与创意产业学院副教授庄迪澎博士也有同样感受。
他说，自己与一群传播学者早在2018年便完成媒体改革方案，并提交给时任通讯部长哥宾星。如今再次站上讲台，提出的五项媒体改革倡议，与八年前几乎没有分别。
“今天提的五个倡议，跟2018年那个版本大同小异。不是因为我懒惰，这代表新政府没有做事。”
不少讲者都认为，无论执政者如何更替，真正欠缺的从来不是改革蓝图，而是落实改革的政治意志。
环境：环境议题，其实都是民生议题
东南亚绿色和平组织区域项目策略主任王佳骏以洋垃圾、布特拉高原天然气管爆炸事故、跨境烟霾及莱纳斯稀土厂四个案例，说明环境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生态保护，而是公共健康、政府治理与人民生活的问题。
他说，中国2018年禁止进口洋垃圾后，马来西亚成为全球塑胶废料的重要输入国。虽然政府过去关闭超过300家非法工厂，也将约300个货柜退运原出口国，但非法废料处理问题依然存在，近期甚至传出我国可能成为电子废料处理中心，更令人担忧。
谈到布特拉高原天然气管爆炸事故时，他分享一名三级烧伤居民在两个月内接受14次全身麻醉手术，事故过去一年，仍有人在漫长复健。
他说：“马来西亚人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善忘，但我们现在的要求是问责。”
他也提及莱纳斯稀土厂近期与美国国防部签署合约，将稀土原料提供给战争部，“当环境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说会把原料拿去资助战争，这让许多反战团体感到伤心。”
针对莱纳斯与美国国防部签署稀土供应协议，他也认为，在环境争议尚未解决前，相关决定再次引发公众对环境与战争伦理的讨论。
他认为，未来政府应强化环境资讯公开，推动自由、事先及知情同意机制以保障公众和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司法诉讼权。另落实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加强区域合作及生态修复，优先投资真正的绿色未来，让环境治理成为永续发展的基础。
经济：改革不能一直绕圈
拉曼大学经济学教授黄锦荣认为，马来西亚过去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一直围绕津贴与税制改革打转，却始终未能突破制度框架。
“纳吉时代谈津贴改革，来到今天我们还在谈津贴改革。然后又谈税制改革，纳吉时代不也在谈税制改革吗？”
他认为，许多政策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来回摆荡，例如当年废除消费税（GST），如今社会普遍认同GST最有效率，却又觉得它不公平。
他认为，消费税（GST）虽然税收效率远高于销售及服务税（SST），但社会普遍认为GST不够公平，因此建议重新设计税制。
他的建议不是单纯恢复GST，而是建立「税收回馈机制」，例如政府设定年度税收目标，超额税收直接透过现金发放、公积金或所得税抵扣回馈人民，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成果。
针对针对性汽油补贴（BUDI95），他则提出「补贴配额交易机制」，让未使用完的补贴额度可以转让出售，既帮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也能鼓励节能减碳。
他说，真正的改革，不应只是要求人民承担成本，而应透过制度设计，把改革变成人民可以共享的红利。
环境：政策不只是经济数字，也是人民生活
东南亚绿色和平组织区域项目策略主任王佳骏以四个环境议题为例指出其核心诉求，无论是洋垃圾输入、布特拉高原天然气管爆炸事故、跨境烟霾，还是莱纳斯稀土厂争议，都反映环境问题早已不只是生态保护，而是与公共健康、民主治理及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他提到，2018年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后，马来西亚成为全球塑料废弃物的接收国之一，至今仍有大量非法洋垃圾厂的问题未彻底解决。政府虽已关闭超过300家非法设施、退回约300个货柜，但今年又传出可能成为电子废料接收国的消息。他警告，这背后还涉及环境治理与反贪议题。
但更触动现场的是他分享的布特拉高原天然气管道爆炸事故后续。事故过去一年，仍有居民在接受漫长的治疗与复健，一位居民因三级烧伤，两个月内接受了14次全身麻醉手术。王佳骏说，居民分成两派，一派选择接受赔偿后放下，另一派仍在寻求问责。
“马来西亚人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善忘，但我们现在的要求是问责。”
他也提及莱纳斯稀土厂近期与美国国防部签署合约，将稀土原料提供给战争部，“当环境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说会把原料拿去资助战争，这让许多反战团体感到伤心。”
经济：回到原地的改革
近年来政府推动的经济改革，大多围绕津贴及税制调整，却始终未能突破制度框架。拉曼大学经济学教授黄锦荣就此问题提出了关键性的质问：为什么马来西亚谈经济改革谈了十几年，至今仍在原地打转？
“纳吉时代谈津贴改革，来到今天我们还在谈津贴改革。然后又谈税制改革，纳吉时代不也在谈税制改革吗？”他指出，许多政策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来回摆荡，例如当年废除消费税（GST），如今社会普遍认同GST最有效率，却又觉得它不公平。
他主张重新检视税制效率，提出重启GST的建议，但强调应同步建立“税制＋福利返还”绑定机制，把超额税收直接回馈人民，使改革兼顾财政效率与社会公平。
他以GST为例，政府可设定每年500亿令吉的税收目标，超额的200亿直接回馈人民，形式可以是现金入户、冲抵个人所得税或注入公积金户头。
“税收越高，人民年底就有好康，大家就会希望征税效率好，因为人民实际获得的回馈会更多。”
在津贴改革方面，他建议升级针对性燃油津贴制度，通过数字化津贴配额交易及绿色奖励机制，引导人民参与能源转型，例如将BUDI95的汽油津贴配额转化为可交易的“津贴配额权”。
“例如我们获得300公升的配额，而你只用了150公升，那剩下的150公升就会浪费掉。但如果可以把自己多余的配额卖给有需要的人，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赚钱，同时也会促进节能意识。”黄锦荣提议。
黄锦荣强调，这份倡议的底色“既非冷酷的市场达尔文主义，也非盲目的民粹主义”，而是通过机制设计，让改革从“痛苦”转化为“红利”。
文化：谁的“文化”？
文化政策方面，ASLI戏剧联盟主席吴友凭以自身经历直斥马来西亚政府对文化方面的根本问题：当公务员在执行政策时，他们口中的“Budaya”（文化）到底是谁的“Budaya”？
他分享，自己曾不请自到参与政府内部的文化政策汇报会，并在会后召集各族团体对会议内容提出反对。
他们讨论的、考虑的只有一个文化的思考点，没有考虑到其他文化的人。当你问他们‘Budaya是谁的Budaya？’时，才发现依据的是他们的文化。那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哪里呢？”
吴友凭强调，正因为政策文本中未明确使用“pelbagai budaya”（多元文化），执行者便可自行诠释，甚至以“不符合文化”为由禁止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文化活动或过度限制衣着。他表示，这样对拥有其他文化的人民及其他文化活动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也指出，我国至今仍缺乏长期文化发展蓝图，艺术教育、艺术工作者权益及文化行政制度皆有待改善。因此，他代表ReformARTsi联盟提出的五大诉求，包括制定15年国家艺术与文化蓝图、增加艺术教育时数以全面提升公立学校艺术教育、保障艺术家的基本权利与创作自由。
另外，对于文化艺术在马来西亚的定位，他指出：“我们到现在还被规划在旅游部里，只有旅游部长，没有文化艺术部长。”
他建议政府成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及成立专责艺术、文化与创意经济部门，让文化政策摆脱附属于旅游发展的定位，并将至少0.1%国家预算用于艺术与文化领域。
医疗：健康是基本人权，不只是个人责任
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感染生物学博士、群议社共同创办人兼卫生政策研究员林志翰指出，人口老化、慢性疾病增加、医疗通胀及公共医疗投资不足，正令我国医疗体系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马来西亚的公共医疗投资长年偏低，卫生部的财政预算始终徘徊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左右，远低于同等级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5.5%。
“人口在增长，老年人越来越多，但我们的医生对人口的比例是1对400，先进国是1对200。”
他进一步点出，医疗通膨是普通通膨的四倍，2025年达到12%，但人民薪水并没有涨到12%。
“当越来越多人负担不起私人医疗，公立系统却长期投资不足、人才外流，这个问题只会恶化。”
他认为，未来政府应承诺在五年内把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预算提升至GDP的5%，并成立独立公共医疗服务委员会管理医护人力。
对此，他认为RakanKKM模式本末倒置。国家理应用体系内的制度来提供医护人员应有的薪资或给予更多的奖励以防止医疗界人才流失到私立医院，但Rakan KKM模式将会导致公立医疗“隐性私有化”。
“让医护人员自己去找更多的生意、找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个所谓精神制度上价值观的败坏。”
针对政府医疗体系问题所导致的人才流失到私立医院的问题，他主张私立医院应付费培训专科医生，而非让私立医院在没有付出半分钱的情况下，白白挖角政府医院花了多年时间和金钱培训出的专科医生，享受这些专科医生带给他们的福利和金钱。
“这种无本的挖角、跳槽，我认为是非常不厚道、不道德的。所以我提议政府要求私立医院付费提供培训，再增加对私人医院的管控。”他强调，私立医院的医疗价格并不透明，全凭自己定价。因此，加强对私人医疗收费及药物专利制度的监管不仅是增加公平的市场竞争，也是在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另外，他认为政府应把医疗重点由治疗转向预防，例如通过扩大糖税范围来降低人民的摄糖量及禁止电子烟来创造无烟时代，从这方面入手降低人民的患病率，实现预防胜于治疗。
除此之外，他也认为人民健康不依赖医疗服务，而是国家社会能不能给予人民一个健康的大环境。他建议政府应大力增加社区长期护理和家庭医生制度，通过改善环境问题来提升健康生活的环境建设。
性别：同样的起跑点，女性却有更多的阻碍
妇女行动协会（AWAM）卸任主席何玉苓以数据指出，昌明政府29位部长中只有5位女性（15%），30位副部长中只有6位（20%），而从来没有女性当上首相及副首相。
在职场中，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6%，男性83%；女性平均收入RM41,988，男性RM45,108。马来西亚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中，2025年在146个国家里排第108位。
她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女性教育程度及健康指标持续改善，但政治参与、领导层比例、经济参与及职场平等待遇仍明显落后。
“女性在大学毕业生中超过一半，但在求职面试时仍会被问’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但这个问题从来不会问男性。”她说。
何玉苓指出，女性在职场上面对的障碍并非能力问题，而是结构与文化。
看似和男性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女性的跑道上有许多默认的责任，导致女性要花更多努力才能克服障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回报。
男性与女性看似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实际上女性在一路上需面对的困难与阻碍比男性多。（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她认为马来西亚目前的性别平权观念虽有进步，但不是结构性的变革。因此她建议推动《性别平等法案》，消除法律中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要求修订雇佣法并落实30%女性决策代表配额。
而对于隐性的女性困境，她也提出了多项倡议，包括月经假政策。
“因为男性与女性生理构造的不同，男性并不了解女性在生理期中所面对的疼痛与不适，这是看医生也没有办法缓解的痛，只能趴在床上硬熬过去。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只需要好好地休息，熬过了最痛苦的一天就可以继续上班了。”
因此，她认为政府应该把月经假列入法例政策，赋予女性在月经期间区别于年假或病假的特殊带薪假期，以承认和支持女性特有的健康需求。
另外，她要求政府修订1994年《家庭暴力法》，将保护范围扩大至非婚伴侣，并明确将婚内强奸定为刑事犯罪。但将此问题反推来看，导致婚内或婚外性侵犯的源头是反性骚扰教育的不足。她认为政府应加强针对所有群体，包括工作场所、社区和学校进行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并应使用包括手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参与。
最后，她也要求政府向妇女非政府组织提供年度拨款，以完善女性健康、就业及社会福利政策。
媒体：2018年提的东西，到今天还在提
媒体改革方面，庄迪澎认为媒体改革进程自2018年以来推进有限。他建议修法保障新闻自由及资讯自由、废除《印刷及出版法令》与《煽动法令》、制定资讯自由法令，并推动媒体评议会独立运作、扶持小众媒体发展，以及把媒体识读纳入学校课程。
他笑言：“这些不是新的倡议。我们早在2018年就提过了，2022年希盟执政后还是没有改变，反倒很积极在制定和社交媒体相关的法律。”
庄迪指出，媒体评议会虽已在去年成立，但政府仍保留了两名由通讯部长委任的代表，赋予部长委任政府代表的权力。他直言，政府应该从媒体评议会退场。
“现在被委任的人分别来自RTM和Bernama，但委任权在政府手上，也就是说下一任部长可以委任内政部和通讯部官员到媒体评议会里。”
此外，他批评政府设立的媒体创新基金，首批1238万令吉资金发放给34家媒体机构，但受惠者包括大型媒体集团，而非真正需要资源的小众媒体。
他失望表示：“政府甚至连发放标准、评审人员和受惠名单都没有公布。”
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要修订2010年竞争法令，以限制资本交叉，互资旗下不同的媒体机构，限制同一个集团垂直地垄断媒体行业。
东马：诉求不过时，只差政治意志
东马议题方面，杨启贤则聚焦《人民宣言》1.0针对沙巴与砂拉越长期悬而未决的议题。巴瑶族无国籍儿童问题、维护原住民母语及文化教育、推动原住民语文学习及非砂拉越选民的投票权问题都仍在讨论中，政府多年来未归还及履行的沙巴40%净税收条规也迟迟未有下文。
“当年希盟竞选宣言承诺会尊重并归还沙巴40%净税收，可是到了现在还是谈不拢，即使法院判了联邦政府必须遵守条约，然而现在的联邦政府还是在上诉的过程，尚未归还。”
除了呼吁政府尽快归还属于沙巴的40%净税收，杨启贤还建议政府将历史旧账与未来机制脱钩处理。
“过去几十年的欠款可以慢慢谈，但未来的税收分配方式必须立刻着手解决，且不一定只能用现金偿还，也可透过债务抵扣或政府担保等方式执行。”他就此问题提出建议。
他也强调，沙巴、砂拉越的人才外流问题严峻，主要原因是当地无法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及薪资待遇，他建议政府给予留在当地工作或创业的青年所得税优惠。
“如果不是为了讨生活，很多人并不想离乡背井。”他说。
一场把话说清楚的政策对话
三个小时，七个议题，在紧凑的时间里让每位讲者只来得及把最关键的问题摊开来说，把经过反复讨论的重点政策建议摆在公众面前。
讨论会结束后，主办单位将把来自不同领域及不同群体的意见整理收录进《人民宣言》2.0成具体倡议，作为未来政策讨论及竞选承诺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