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修读博士的台湾作家陈又津,应邀吉隆坡诚品书店举办的“2026台湾文学”系列讲座和读者见面。眼前的她比想象中还要娇小一些,性格也意外爽快,采访过程中的笑声逐渐淡化彼此之间的隔阂。 陈又津在27岁便以小说《少女忽必烈》成为《印刻文学生活志》历年来最年轻封面人物。后来,29岁的她再出版小说《准台北人》,以“新二代”身份出发,说起自己父母的故事。 在大学修读戏剧专业的她,把文学的世界当作是自己的排练场,在里面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掌控,所以在排练场上,你是可以允许某种的即兴,还有失控。” 从自身到他人,陈又津试探边界,也试图为各种现实问题寻找另一个解答方式。 她想丢掉家乡三重的刻板印象,于是用《少女忽必烈》写出记忆里的家乡;既然那么多文学作品都在放大新二代的苦难,她用《准台北人》真正走进新二代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年轻人不能谈论老龄与死亡?于是有了《跨界通讯》;走进文坛这些年,她继续用《新手作家指南》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不管我写哪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跟当时的事件有很大的(关系),我有一个很想回答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并不是说我希望政策能改变、政府多做一些事,它好像不是可以直接解决的。”
《准台北人》:谁来定义“我是谁”?
父亲是福建荣民(荣誉国民,通常指退伍军人)、母亲是印尼华侨,作为“新移民二代”(新二代),陈又津从小就成为了朋友圈中讨论的对象。
你看起来几天没洗澡、新二代都的故事都很励志、他们都很穷……
朋友圈的刻板印象、文学作品中的单一书写……陈又津看过许多聚焦苦情面向的新二代故事,从自身来看,她很清楚自己不是这样成长过来的。

于是陈又津写下《准台北人》,以自身“新二代”的角度出发,写下父母的故事。写作的过程中,她走访各地采访更多新二代,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还原这个群体的面貌。
他们在家用什么语言沟通?父母之间如何相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是否遭遇过什么特殊对待?同学之间相处如何?
“有些人长得又高又壮,他说一拳也是可以解决问题。”陈又津说着又笑了起来,“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如果我国中就长到180,的确也可以选择(这样做)。”

陈又津一个个记录他们的故事,最后化为小说中的11万字附录。不管是一拳把人打飞,或是认输妥协,还是跟随主流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些故事都会成为《准台北人》的一部分。
(编按:新移民二代是台湾对“新住民子女”的统称,通常指一位或两位父母拥有外籍背景,在台湾出生或长大的孩子。)
《少女忽必烈》:现实照映下的少年奇遇记
如果说陈又津赋予了《准台北人》一些现实的社会责任,那么《少女忽必烈》是满足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
这两本小说几乎是同一时期创作的。

一个说出“和我一起拯救世界”的怪异少女“忽必烈”,遇见另一个找不到未来的男大学生“破”,《少女忽必烈》聚焦两个少年的奇遇记。在面临拆迁与变迁的台北街头,遇见那些古怪却是人们刻意忽视的社会弱势群体。
年轻时的不顾一切、天马行空、那些在外人眼里看来不合乎常理的行为,都被写在小说里。
“真的就是年少时期,少女们会有一种不顾一切,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既然只知道这件事,那就尽全力做好。”
那些荒诞的相遇,既是围绕在这个怪异少女的奇遇记,也是循着陈又津的“都更”(都市更新)人生经历展开。
《少女忽必烈》原是一本轻小说,但家中的变故,让她开始注入了自己的生命经验,把都更的经历也一并带进书里。在满足想象的虚构写作中,陈又津继续借由作品为自己的疑问提供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
制造属于一个人的安全空间
陈又津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一次次的排练场,身上的写作风格也从大学时期的剧场练习中逐渐形成。
在大学就读戏剧专业时,同学之间都会展示自己的剧本。那里没有批评,只有对角色和台词的探讨,“所以在排练场上,你是可以允许某种程度的即兴,还有失控。”

在一个安全的创作空间里,思绪就可以自由地往想要的方向奔去,这样的跳跃,写出来的作品,在别人眼里就成为了“失控”和不可预测。
后来这个即兴的空间,从偌大的剧场变成一页页空白纸上,继续天马行空。
“一张空白的文件、或是一本书,算是一个很安全的排练场,我随时把这张纸停下,就停下了。这是一个人的排练场。”
从都市更新、身份认同、到后来探讨老龄课题的《跨界通讯》,陈又津一直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创造一个随心所欲的排练场。
我发现当大家在问‘你从哪里来’的时候,如果只有两秒钟,你就会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避免最多的麻烦。但如果每个人都有两个小时,那一定可以讲超多的呀,我想要营造这种安全空间。
渐渐地,陈又津把自己的作品分类成了两种系统,一是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不同边界的探索欲;二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社会责任。
那些来不及写下的文字,就用声音代为记录
故事写到最后,答案或许不是答案,可能是另一个疑惑的开端。陈又津继续用声音记录这些疑惑和寻找的过程,于是开启了自己的播客频道《陈又津电波频道》。
声音与文字的创作过程又是不一样的,那些来不及记录下来的,声音可以帮上忙,“你可能很快就记不得自己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自己就变成了陌生人。”除了写书之外,声音是一种更快的方式,让自己的思考有一个安放之处。

文字的空白是为了提供思考喘气的空间,但声音中的停留是突兀的,于是就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话。有时候也许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的声音,都会变成自己没想过会说出口的话。
原来我是这样想的,而且我真的可能是这样想的。
陈又津后来把播客中的内容整理成电子报,而重新书写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修改和补充的机会。那些整理过的文字被放置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观点和想法,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思想反而更靠近自己想表达的初心。
从少女时期就在写作的陈又津,一路写到现在,“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创作者,当然有比我更加幸运的。现在大家都想要往创作的路上走,可是人就是会渐渐走散了。”
原来人类比我以为的更加脆弱。她这样总结着。
如今的陈又津在美国德州修读博士之外,也在潜心创作下一本同志题材小说。来到全新的语言环境和创作领域,虚构的力量成为这段空白的支柱。
“虽然我觉得这个时代非虚构写作比较容易被看见,可是当你没有太多资源、一无所有的时候,读长篇小说意外地成为一个陪伴我写论文、陪伴我思考的方式。”

如果明天僵尸就要打过来了,可能我还是会想想同志小说该怎么进行下去吧,她说。
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书店里的阅读空间,陈又津的手边压着写满笔记的访纲。回到各自的生活以后,继续待在那个自己制造的安全排练场里,一边试探边界,一边为心中的问题寻找一种解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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