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拥有华人世界首位女总统、女性立法委员比例为亚洲之最。数字漂亮，现实并不理想。新届选举将至，德国之声采访4名来自不同政党、世代的女性立委候选人，听听她们的个人故事与观察，窥见台湾性别议题有什么未竟之处？
12月的副热带岛屿终于有了冷意，4年一次的选战也进入最后倒数。圣诞节这天，台北阳光普照，年末节庆气氛渐浓。刚刚结束竞选行程，曾柏瑜一个人匆匆赶到访谈的地点。
“我是超级不适合当候选人，但我已经选了那么多次。”曾柏瑜说：“我是一个introvert（内向者），要一直跟人接触我很痛苦，但是我会选……因为不做点什么会更痛苦。”
今年32岁的曾柏瑜已不是第一次打选战。太阳花学运出身踏入政坛，过去多是小党参政或从事智库工作。数年前投入地方议员选举落败，后来递补席次，以无党籍身份就任新北市议员。
“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下定决心想做社会运动，就是倡议的事作为我的人生志业。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真的是因此有忧郁倾向，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再参与一个卷动如此大社会力量的运动第二次……我那时候觉得这运动很失败，没有改变很多的事情。卷动那么大的社会力量，我们取得的成果这么少，所以那时候我非常沮丧。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不停地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一直在NGO跟政治来回地跳。”
这次改披民进党战袍，曾柏瑜成为该党第一次在新北市第11选区推出的女性立委候选人。这个选区被称作“全台最深蓝”选区，政治版图向来蓝大于绿。加入大党、投入立委选战，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工作者，她说：“感触特别深刻。”
曾柏瑜：MeToo运动总要先掀起个浪
“我之前都是小党参政，如果你是选市议员，需要的支持者就是比较少，你可以讲非常进步的（议题），你的支持者跟你的同质性很高，他们对于性别的意识都很高。可是因为我这次受民进党征召、加入民进党，然后又是进到一个大的、一对一选举，就是单一席次的选举，所以你要取得广泛的支持，不可避免，你的支持者非常多是对性别概念非常传统的，甚至是你的地方同僚。”曾柏瑜说。
曾柏瑜的竞选团队有位幕僚是地方党部前辈，即便资深如他，一开始也不知如何与女性政治人物共事。
“他很坦白的跟我先生说——我先生现在在当我的助理——他说，他其实不知道怎么跟我相处。比如他们以前的情感建立模式或大家讨论的方式，就是喝酒、抽菸、开黄腔。我也能喝酒，可是像我加入他们的酒摊，他们都会觉得很不自在。”
即便对方明白尊重女性、不要骚扰女性，也肯认她的专业与形象，“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对待女性的政治人物或女性的候选人，他不知道怎么跟我沟通一些事情。”曾柏瑜说。
早前招兵买马准备投入选战，她也意外发现女性基层政治工作者特别难招募，最终近10人的竞选团队，仅有一名女性加入。
“虽然女候选人创新高，可是年轻的女性目标是越来越少的。……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政治氛围太阳刚了……明明蔡英文执政了8年，她也很试图在宣传的话语上面，还有她自己讲出来的话是很温柔的，可是所有从政府宣传到党之间攻防的语言都很阳刚。”
今年夏天，以政治幕僚为主角的热门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在台湾掀起MeToo运动，这场风暴从民进党一名女性党工发声指控性骚扰开始发酵，从政治圈扩及社会各层各界。性骚扰议题终于受到社会广泛议论，但政治场域的身体界线似乎依然模糊。
“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某一个庙宇的平安餐会，带著我敬酒的是一个委员，他一直揽著我，在我背上，然后靠得很近。我很明显要把他推开，但我们都很有礼貌、很客气，也不是很直接大骂。我本身的气场很足，所以其实很少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已经很明显在推他、把他手拨开，然后闪远一点，立刻有女性的委员过来说：啊你喝醉了，两、三个女性的信众就把他拉到旁边去。”
曾柏瑜认为，大多时候这是选民表达喜爱、亲近的方式，未必真的带有情欲意图，但有时确实令她不舒服、感到被骚扰。而在她的切身观察里头，女性与同志族群通常更能觉察这种情况。
“我第一次选的时候大家都很菜，当时大家都大学刚毕业，我助理也都大学刚毕业，两个女生、两个男生，男生是男同志，但那时候就有些很特别了。我觉得大部分的比如说中年男子，他们无法辨识这个男生是不是男同志，如果不是特别的阴柔，他们很难辨识他是不是跟我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跑一些地方场合，他们会只跟我的助理讲话。我是候选人，但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讲话。可是如果遇到一些骚扰或是身体界线的问题，其实男同志跟女生会更敏感一点。”
曾柏瑜续说：“像我现在的助理，比较年轻的助理全部都是男生，大部分是异性恋男性，他会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支持者身体的距离已经让我不舒服，可能变成我要使眼色，他们才会：喔，需要来。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没有感觉到我为什么要使眼色，没有发现他需要来解救我，那也跟他们很年轻、比较没有经验有关系，可是那个差距其实感受还蛮影响的。”
MeToo浪潮之后，选战之前，这场一度社会声量极大的运动在台面上几乎不成选举话题。谈到运动带来的改变时，曾柏瑜认为，台湾仍处在受害者必须很努力证明自己受到伤害的阶段，“取消文化”也不存在，“在选民的心里不会觉得这是真的大事”，但凡事总是要起个头。
“就像社会运动一样吧，你总是要有一件事情掀起一个浪，这个浪不见得最后会走到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浪，所以搅动了一些事情、改变了一些人、改变了一些事。绝对没有办法一直都达成你想要的成果，文化上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改变，这样就够了，那我们只能慢慢累积。”
“我觉得很不幸是，我们可能需要很多的受害者才有办法走到那里，是蛮可惜的。”她说。
陈玉珍：一个人的强大不是在外表
台北与金门距离约300多公里，陈玉珍穿梭两地彷佛一日生活圈。访谈前夜刚刚抵达台北，隔日中午飞回金门，当日傍晚又要赶回台北跑行程。
绰号“女战神”的陈玉珍是国民党金门选区的立委候选人，今年50岁的她出生、成长于金门，2019年经由补选成为金门第一位女性立委，这次力拼三连任。
扎根于这座前线离岛，陈玉珍时常将“金门就是战斗精神”挂在嘴边。进入立法院后，她有时觉得这是另一个战场，“没有男军跟女军，只有敌军跟我军。”她说。
陈玉珍自言性格“阳刚”，从小就没有所谓男女之别的性别观念：“可能从小我被当作世俗上男性的想法抚养，从小有时候穿西装，然后帮家里做事。因为我有很多兄弟姐妹，姐妹都很瘦弱，她们都不能做比较粗重的工作……养鸡、搬饲料或是搬一些五金杂货都是我在搬。所以我从小也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我的性别意识是比较模糊的。”
谈及台湾MeToo运动，陈玉珍认为比起性别，台湾社会在评断时更常因外貌美丑而有不同標准。
“你说这种所谓的MeToo，我觉得这是（对社会）有影响的。其实我很年轻、小时候也遇过一些这种事情，是我读书的时候，但是在政坛里我说实在很少，然后我本身也不会特别去强调这种东西。因为你可能听过我讲过，在立法院冲突有时候会直接接触，我说我从来没有什么男女之别，因为如果打仗，立法院就好像战场，战场上没有男生跟女生。”
她主动提起了“性骚扰蒋万安”的争议事件。2019年，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为杯葛一桩人事案，蒋万安守在主席台，陈玉珍当时双手环抱蒋万安、趴在他身上的画面成为新闻焦点，部分舆论质疑她“性骚扰蒋万安”。陈玉珍否认并说：“我为了保护他，人家说我抱他，因为他帅。社会上常常用那种好看、不好看来决定你是占便宜或是吃亏。”
陈玉珍过往针对性别议题的言行不时引发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年围绕著她的新闻与评论，相当一部分都聚焦在她的外貌特质。
比如这届选战刚开跑时，台湾艺人“鸡排妹”（本名郑家纯）传出可望代表民进岛投入立委选战。当时郑家纯回应：“被派去哪里都OK，去金门也可以”，挑战“女战神”陈玉珍也不怕。作家苦苓在脸书评论“美女对决，精彩可期”，结果多家台湾媒体不约而同地将标题聚焦在网络舆论针对她外貌的批评声音：“‘美女对决’很不同意！”、“美女对决？？？美女与野兽吧！”
几年前，陈玉珍剪去一头长发、换掉粗框眼镜改戴隐形眼镜，也请造型团队打理外貌。问她，这是否跟针对外貌的批评有关，她否认并说“这些改变事实上是为了方便”，强调自己并不在意他人批评美丑。陈玉珍说：“一个人的强大不是在他的外表，不是在头皮上的东西，而是在头皮内的东西。我对我自己是很有自信的。”
她也自信认为，金门虽是传统社会，但在像她这样的女性从政以后慢慢有了变化，尤其是文化层面。
“以前常有祭祖活动叫做‘吃头’，聚在一起吃饭，宗祠里头常常就只有男性可以进入，但是我觉得女性从政以后有改变，因为我当了立法委员以后，慢慢有些宗祠女性也可以进去参与祭祖活动。”陈玉珍说：“我是立委嘛，所以我有这个公职身份，他们会尊重我。”但她也承认，台湾女性政治参与现况仍不理想。
“我们的确要给女性多一点机会，毕竟现在在台面上还是男性的领导者比较多，这个是一个事实。”至于性别特质，她反而认为不是投入政治这个战场的决定性因素。
“每个人的style不一样，我的style是这样子，民众喜欢我不是因为我的阳刚特质。当然我的个性直爽跟是男是女没什么关系，女生也可以很直爽的。从政的话最终也是各个因素的累积，个性、环境然后人品各方面的，不是只有单一个东西影响，说阴柔就容易怎样，强悍的就怎么样，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决定性因素。”她说。
陈昭姿：我是代理孕母解禁的推动者
推动代理孕母解禁将近30年，这次可能是陈昭姿最接近梦想成真的时刻。
今年58岁陈昭姿本业是药师，曾经担任“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召集人”，早年致力于台湾独立运动的她称自己未曾想要从政，这次接受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邀请参选立委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柯文哲承诺推动代理孕母解禁。
15岁那年，陈昭姿发现患有苗勒管发育不全病症（MRKH syndrome），先天子宫发育不全成为青春期不敢说出口的秘密。
“考上高中那一年我因为月经没有出现，我是长女，妈妈是很敏感的。我妈妈带我去检查，结果没想到真的发现了我有一个很复杂的（症状）。”陈昭姿说。
“我自己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办法孕育、没有办法自己生小孩。妈妈大概怕我受伤 ，她都跟我讲说——即便她跟我爸爸感情很好——人不一定要结婚。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结婚就是要生小孩的，大概婆家也不可能容许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进入他们家。……高中的时候 我上健康教育课程，我是不太敢……我经常当班长，在学校一路上非常活跃，功课也很好，但是健康教育每次谈到这一段，我不跟同学讨论或我表面上没有反应，因为我等于有个秘密放在我心里。大学之后我也会很困扰，就是我到底一个不孕的女人有没有资格恋爱结婚？”
后来，同为医师的先生热烈追求。陈昭姿打开心门，步入婚姻。
“我出来推动这个代理孕母解禁其实是我先生要求……我先生在他的诊所里看到一个跟我状况一样的人，她没有念什么书、小学毕业，他觉得很感慨，他觉得她人生大概死路一条。其实在台湾的社会，那个年代不能生育的人，你说她是没有生路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1996年1月，陈昭姿开始公开倡议《人工生殖法》修改，希望推动代理孕母解禁。回忆整个历程，何年何月，她记得清清楚楚。
“终生无后，或是说收养小孩，或是说有自己所谓的血缘的小孩，这个是人生的重大的价值观的选项，你必须尊重每一个人。那我不就是最好的示范吗？我收养了小孩，可是我一次又一次 在举行公听会的时候，或是公民会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收养小孩了，但是我还是讲一样的话。”
在和信治癌中心医院担任药剂科主任，医院大片落地窗外的关渡景色常在，病房里生命来去无常。数十年来如一日，陈昭姿对于生育的渴望几近执著。夫妻俩一度在台湾尝试“偷跑”，私下请托做代孕但都失败，最后收养一子视如己出，办公桌与电脑桌面放的都是母子合照。
“你要给人家选项，你不要指定别人，我觉得一个民主幸福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让人家有选项，就是我们有选择嘛。我们也不是逼每一个子宫有病变的人要去做代孕，没有，不是这样的。”陈昭姿认为，这是“人权问题”，但代理孕母议题在台湾仍有许多争议。
2007年，台湾通过《人工生殖法》，当时因社会歧见过大并未将代孕纳入規范；2020年5月1日，民进党立委吴秉睿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给与实施代孕生殖的法理依据，草案在立法院完成一读程序但未有后续。
2023年底，立法院再次讨论修法，是否开放单身女性、女同志人工生殖权利，以及代理孕母解禁。盡管这次也没有结果，但有传言草案可望在2024年送入行政院审议，三者全都开放。这次选战期间，《人工生殖法》也成为最具讨论度的性别议题之一。
对于这项代理孕母开放，部分女权团体认为在制度、配套措施不完善情况下“仓促开放”，可能因为经济与各种社会因素导致女性受压迫与剥削的问题。陈昭姿并不同意，反而说自己“其实是很大女人主义 ”，几度有些激动地反问：“你知道所谓的工具化、物化关键在哪里？是自主性。如果我能自主，我就不是工具。……我能够逼谁帮我怀孕吗？如果不是她百分百的自愿。”
陈昭姿寻求代理孕母解禁的这30年，台湾社会历经巨变。同性婚姻合法化、少子化危机、婚育脱钩概念逐渐抬头……，社会对于生育及家庭的需求与想像正在改变。修改《人工生殖法》渐渐成为不少社会群体的共识，只是如何修？谁先行？如何落实？始终存在争议；从异性恋夫妇、男同志、女同志、单身女性再到医疗界、法律界等，不同团体都有各自的考量。
但陈昭姿认为，这段路已经太久。“我觉得要让一个病人自己亲自到国会里面去监督促成完成，其实是蛮残忍的 一件事情。但这是我很重大的心愿，所以我这次就答应柯P（柯文哲绰号）了 。”她说。
苗博雅：攻击我的起手式永远就是“不男不女”
从日到夜跑拜票，连竞选团队的成员也忍不住笑言苗博雅的黑眼圈已经遮不住。苗博雅幽默笑回：“这要打医美才消得掉。”
出发从台北前往三重替其他竞选人站台造势的车上，一名白发的老妇人突然上前靠在车窗边，手里拿著一叠新台币，一边说要小额捐款支持苗博雅，一边叮咛要吃好穿好。
今年36岁的苗博雅是台湾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议员。2018年以社民党籍身份当选台北市议员，2022年底高票连任，这次他打算直接挑战立委选举。本以为苗博雅支持者多以年轻世代为主，但几年下来，这次却发现许多都是银发长辈。
问他改变如何发生？苗博雅说：“现在有一个声音就是：是男生还是女生、或是喜欢男生或喜欢女生，这个没有那么重要，会做事就好。”盡管如此，同志参政仍有未竟之处，歧视语言仍成为选战期间的攻击武器。
几个礼拜前，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林国成在一场造势活动直接攻击苗博雅：“我是称呼他小姐，但是他的穿着，我不屑叫他小姐”，引发争议。苗博雅说：“不喜欢的人抨击我的起手式永远就是你不男不女。一直到现在我已经36岁了，我从政已经9年了，还是这样子。”
大一那年，苗博雅第一次走上街头参与同志大游行，从此走入社会运动，同志与性别平权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议题之一。公开出柜参政，苗博雅说自己比一般政治人物多了一道关卡，就是要先克服刻板印象：“一般的候选人自我介绍就是让大家记得他的名字、他的脸，顶多再加上一个他是谁什么党，结束。可是我的自我介绍会引起一个问题：大家会先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同志身份令他可能永远无法争取特定族群的支持。他说：“有一群选民因为我支持同性婚姻、因为我支持同志权益，所以他死都不会投我，绝对不会投我，这就是政治风险。” 但他认为虽有代价，却是必要。
“我们的议会同事在我在的场合，他们不会讲出很激烈的歧视言论，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公众人物出柜的重要性，或是说有公开出柜的同志民意代表的重要性在于，他本身的存在就是去抑制在议事殿堂里面的歧视言论的方式。”
苗博雅说，过去台北市议会也曾有过少数夸张的同志歧视与刻板印象言论，但在他以同志身分成为议员后，“至少有我在会议室，不会再有这种言论出现了。因为我就在那。”
台湾在2019年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创亚洲之先，每年举办亚洲规模最大的同志大游行。2023年，再通过同婚收养无血缘子女，并扩大同婚适用范圍，将香港、澳门的同性伴侣纳入，只是中国大陆仍被排除在外。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但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秘书长简至洁认为，“结婚权是基本人权”，一般台湾人虽然对于北京压迫台湾有情绪不满，但应该分开处理。如果一般异性恋伴侣可以有机制处理和使用，同志伴侣没有道理不能用。
对于这项敏感议题，苗博雅说，他同样希望有朝一日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伴侣——不管是同性伴侣还是异性伴侣——都能够在法律上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但“不可讳言的，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与日俱增这件事情，所以任何关于中国的人口移动政策都必定会牵涉到这有没有国安疑虑。”
“这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都会采取的自我保护方法。”这次选举以国防自主为主轴之一的苗博雅强调，她认为在中国没有放弃武力并吞台湾的前提之下，台湾很难把中国比照其他国家处理。他说，若明年能前进立法院，相较于扩大两岸同婚的适用对象，性平教育反而会是她更致力推动的议题。
“性平教育是一切社会的进步跟包容的根底，不管我们谈代孕或是谈跨国同婚等等，当然大家都可以谈，可是如果失去了看见差异跟尊重包容的土壤，那什么都不要谈……每年为什么要去参加同志大游行？因为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社会的观念不是你躺在那、那什么事都不做就会改变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