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须从上而下，若是由下而上必然会流血。”在谈论医疗改革之路时，翁诗钻医生这么说。2月22日的寻羊咖啡馆，与平日的热闹有些许不同。社区周围民众聚集一地，参与由临床血液疾病专科医生翁诗钻医生、极乐寺慈善医院首席执行长涂仲仪医生主讲；丘桦真医生主持的《从个人到社会——医疗之路该何去何从》社区座谈会。当政府医院承担着大多数国民的医疗需求，但预算有限；私立医疗提供高质量服务，但费用高昂，让人望而却步——在这样的现实中，医疗平权有没有可能？
先抛出一个伦理难题。
在公立医院，一位25岁的年轻人与一位65岁的长者罹患同样的重症，而医院只剩下最后一个救治名额。资源该分给谁？
现场的直觉反应是：年轻人机会更大，应该优先救治。
但换个角度想——65岁的长者，工作了45年，缴税从未缺席，一生都在为社会贡献。而25岁的年轻人，还在研究所求学，对公共医疗体系的资金支持几乎为零。如果资源不分给长者，你还觉得公平吗？
现场陷入寂静的沉思。临床血液疾病专科医生翁诗钻医生再给观众一道情景题：
今天，重症病房ICU的最后一个床位，送来了工地受伤的外籍劳工。这时，突然一位本地公民也因车祸需要重症病房，而外籍劳工一旦离开，存活的几率为零。剩下的最后一间ICU，应该是谁的病房？
这些例子，都活生生存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之中。面临决策的时候，往往涉及医疗资源的公平性，也牵涉法律和伦理层面的深层探讨。但需要注意的是，外籍劳工在政府医院治疗，所需费用比我们来得更高。
公立医疗，如何公平分配资源？
在马来西亚，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人民税收覆盖。这意味着社会整体承担了医疗支出，使得医疗费用相对低廉。走进政府医院，普通门诊只需一令吉、专科治疗五令吉，而治疗费用最高不超过五百令吉。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费用还可减半，而传染病患者则可享受免费治疗。
然而，仰赖税收支撑的公立医院，除了面临人手不足、行政上的挑战；资源分配亦是一大难题。每每到了年尾，预算可能濒临耗尽，导致资源紧张。医院必须在预算范围内运作，但无法拒绝患者，因此面临资源分配的困难。问题在于，医疗支出的决策权究竟掌握在政府、医院还是病人手中？翁诗钻医生提出。
“在政府医院，个人医疗支出不与税收挂钩，这意味着即使患者没有缴税，仍可获得医疗资源。这种共同承担风险的模式，保障了社会整体的医疗公平性。然而，是否应对高收入群体在政府医院就诊时收取更高的费用？这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伦理问题。”
某些案例更具争议性。例如，一名砂拉越的原住民儿童罹患血癌，需要35万令吉治疗费用。非政府组织在看见他的情况之后，将他与家人重新安置到城市，并寻求医疗援助。
后来，医院为他成功进行骨髓移植。长大成人的他，也成家立业。
倘若根据贡献原则分配资源，当初这位年轻的，甚至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的男孩将无法获得新生的机会。另一方面思考，为了救治他所花费的资源，可能会牺牲十名心脏病患者或一百名中风患者的医疗配额——这是否符合医疗平权的原则？如何分配，才是谓之为正确？
尚且没有一个定论。
私立医疗体系贵得有理吗？
而近年来，在全球医疗通膨的趋势下，医疗费用的高涨已成为焦点。人均寿命的延长虽意味着社会整体的健康改善，但随之而来的长期医疗需求、老年护理资源短缺，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让许多民众对医疗保障感到忧虑。
相比公立医院，私立医疗体系则完全依赖个人或保险支付；极乐寺慈善医院首席执行长涂仲仪医生表示，大马私立医院费用往往高得惊人。例如，骨痛热症的治疗费用可高达两万令吉，而一个简单的脓包手术也可能花费七千令吉。由于许多人持有医药保险，因长期支付保险费用，难免导致“自由餐效应”的心态，接受更多检查，最终简单的疾病也使用了昂贵的治疗方式，使得医疗资源被过度使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提升保费，最终加重全民负担。
而涂仲仪医生总结出私立医疗费用高昂的几个原因：
- 财团资本的介入： 私立医院多由大型财团运营，当投资越多，收入需要达到更高的投资报酬率。
- 通货膨胀与人力成本： 私立医院的员工薪资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医院运营成本也随之增加。
- 医疗保健旅游的冲击： 在槟城，30%的病患是本地人，而70%则是持有保险的外国患者。许多优质医疗资源被有经济能力的外国人占用，使得本地人难以获得足够的床位。
且医院购入先进设备，一台数百万令吉的磁振造影仪（MRI），便需要一年百分之十的维修与保养费。也只有在持续使用之下，才能将亏损降低。如此一来，容易产生医疗过度的情况。
慈善医疗：可行的替代方案？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一些慈善医疗体系开始探索降低医疗负担的可能性。例如，槟城极乐寺通过骨灰阁的投资收入推动慈善医疗，每月营运费用将近四千万令吉。慈善医疗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低价医疗，更是建立一个可负担的社会福利医疗网络，为民众提供更有人性的医疗服务。
在政府医院大排长龙，早已见怪不怪——白内障手术需要排期六到九个月，而膝盖手术的等待时间可能长达一年。涂仲仪医生反问，有没有可能在雪隆一带也推行类似的慈善医疗，减轻公立医疗体系的负担？
健康，比医疗更重要
翁诗钻医生说：“健康（Health）与医疗照护（Healthcare）并非同义词。医疗是面对疾病时的救治，而健康则是一种储蓄，需要从年轻时就开始累积。”
每天久坐、不爱运动、不愿意走几步路，最终都可能在年老时付出更昂贵的代价。然而，我们的健康教育似乎出了问题——许多人将“健康”误解为“找到最好的医生”，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生活习惯。
事实上，疾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自愈型，例如普通感冒；第二类，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改变结局，例如某些末期癌症；第三类，及时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病情，例如心脏病、糖尿病。他们认为，真正需要教育的是对第三类疾病的认知——如何预防、如何及早发现，而不是一生病就往最贵的医院跑，继而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健康的关键在于日常累积，从小养成运动的习惯，减少对医疗的依赖。理想的人生不是在晚年承受漫长的病痛，而是尽可能健康地生活。如果要说一种正确的健康宣导——涂仲仪医生说，从延长生命周期到延长健康周期，在人均寿命提升的年代，也尽可能保持健康，让生命回归一种自然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