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某天，阿拉伯之春还没发生，叙利亚也还没陷入内战，一对叙利亚夫妇坐在我面前，哭着请求难民署尽快安排他们安置他国，因为害怕极权总统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特务派人暗杀。
他们都是专科医生，妻子因为一次手术失误导致一名阿萨德亲信行动不便而被对付，千方百计逃离，辗转来马寻求庇护。
后来他们成功去了一个西方国家。
2011年，叙利亚陷入动荡，一对精通英法语，对政治敏感的年轻夫妇马上着手安排出国，我们在曼谷相遇，成了同事和好朋友，周末经常喝酒聊叙利亚的情况。
有一次，丈夫喝到烂醉，破口痛骂阿萨德政权的残暴导致自小和他感情很好的cousin（我不清楚是堂或表兄弟）坐牢，罪名是阿拉伯之春期间在大学内带头讨论政治。
联合国工作其实很不稳定，这个前同事为了寻求更好的升迁机会，选择到伊拉克工作，因为环境危险，妻子只能暂时到法国投靠姐姐，申请政治庇护。他们的家人也各散东西：不是在法国或加拿大等申请庇护的结果，就是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
聚少离多又看不到前景，他们最终离婚了。
几年前有一家叙利亚难民住进我的社区，几个居民和我主动帮他们宣传家庭式中东料理。有一次和那个曾经是平面设计师的女儿闲聊，原来他们也是因为亲人参与过反抗阿萨德的家族统治，害怕被牵连才逃离叙利亚。我们边抽烟边聊，她的爆炸头很酷。
另外有一个在吉隆坡偶然认识的叙利亚青年，他听信纳吉政权的IMM13项目去申请，以为真的可以合法工作和居留，结果依旧不时被警察刁难索贿。
当时阿萨德政权似乎稳住了局势，我问他有想过回去吗？他回答：“我们这些逃离叙利亚的人回去就是死路一条，除非他垮台。”
昨天传来阿萨德流亡，其政权瞬间瓦解的消息，吉隆坡的叙利亚大使馆聚集了大批叙利亚人，雀跃欢呼，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在当中，但我很肯定他们心里也是激动着。
同样的，大马士革也是欢乐的气氛，集会者终于可以把死掉二十四年的老阿萨德的像推倒，狱卒打开牢房释放政治犯，因为政治而不敢联系的亲友们此刻可以重聚话家常。
很显然，两周前从阿勒坡（Aleppo）和霍姆斯（Homs）一路打到大马士革，阿萨德的军队节节败退，既因为俄罗斯被乌克兰战争陷入泥沼，自顾不暇，也因为阿萨德众叛亲离，更因为土耳其在背后暗助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还有人理应外合，协助英美支持的自由叙利亚军配合拿下大马士革，就连和他一样是少数族群的阿拉维（Alawites，什叶派的一个小分支）人也背弃他。
由此可见，把阿萨德倒台视为美国阴谋诡计再次得逞，是极为简化甚至怠惰的观点，只为了满足个人的反美情绪。毋庸置疑，土耳其和美国都乐见阿萨德政权崩溃，只是动机有别，因此各自在背后支援不同的武装分子。
但这些外来势力之所以能够得逞，关键还是在于阿萨德父子五十年来多行不义，残暴不仁，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才会在曼谷和吉隆坡认识那些有才华有志向却回不了家的叙利亚人。
以上一切，不可能都是美国在背后完美的策划和主导，对吧？
诚然，英美当年无视联合国和各自民众的反对，坚持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生灵涂炭，绝对是污点；美军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也足以让小布什总统成为战争罪犯。
但伊拉克和叙利亚有相似又有区别：两国都曾经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领导的兄弟国，却经常互相竞争正统；两国也有着复杂的宗教和族群政治而非铁板一块，叙利亚尤其如此：逊尼派，什叶派，阿拉维，基督徒，德鲁兹（Druze）族和库尔德族等。
而兩国最大的不同是萨达姆是因为超强侵略而垮台还赔上性命，阿萨德则是经历国内十几年的内战，最终失道寡助而仓皇流亡俄罗斯，以免重蹈萨达姆覆辙。
1960年代以降，中东的左翼阿拉伯社会-民族主义（socialist Arab nationalism）曾经在埃及，利比亚和伊拉克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却逐一瓦解，主要还是因为对内铁腕统治，对外野心勃勃，先别说是虎视眈眈的英美，它们的外交企图连其他富裕亲美的阿拉伯兄弟国尤其是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等都无法接受。
叙利亚终于也逃不过这个宿命，血腥革命的成功象征着苟延残喘的左翼阿拉伯社会-民族主义走入坟墓，取而代之的很可能又是极具伊斯兰主义的政权。我的叙利亚朋友们也清楚知道，打垮阿萨德只是改革的第一步，会否迎来民主转型抑或坠入宗教极权，此刻仍然言之过早，回乡之路依旧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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