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图录、史料与保存意识
门神为传统建筑重要构件，兼具“信仰守卫”与“装饰工艺”二重功能。在门神研究脉络之中，台湾文史工作者康鍩锡自1985年起即致力于古建筑田野，其《台湾门神图录》已成为此一领域的重要范式。2021年再版时，书中所收录者计有经典门神彩绘二百零五组、图像逾五百张，并著录门神类型、所处庙宇、图像位置、画师流派、施作年代与工序等资料。
大抵而言，此书勾勒门神自殷商“画虎以辟邪”以降，至元代人格化形象的演变，并辑录陈玉峰、潘丽水等名师之作。尤其值得重视者，更在于其文献保存意义：书中所载四十组因损毁、重涂或流散而已不复见之影像，使读者仍能见其旧观。
此外，康鍩锡图录所建立的材料规模与分类体系，亦是门神彩绘研究可资比照的类型基准。由此观之，阅读此书不仅有助于掌握门神彩绘的发展脉络，亦使人意识到槟城乃至
马来西亚在相关保存上，或有未及整饰之处——同类文化遗产，是否已慢无声息地消逝？既往研究是否欠也缺系统性的整理？
基于此问题意识，本文拟以康鍩锡研究为参照，将槟城乔治市大伯公街（King Street）作为观察范围，并据门神彩绘类型作初步调查与记录。之所以取大伯公街为例，在于此处庙宇与宗祠分布最为集中，可作为槟城门神彩绘类型与分布之缩影。
据此，本文所欲回应者有二：其一，大伯公街现存门神彩绘之类型；其二，其图像特征与台湾典范之异同。通过初步调查，大抵能为槟城门神彩绘建立最基本之资料底稿，并为后续更大范围的调查奠定基础。
简言之，本文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定向拍摄与图像记录。整体调查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观察对象为大伯公街沿线十一处会馆、宗祠及庙宇。记录内容包括门神图像之呈现形式（彩绘／文字）、所在门位与保存现状；类型判定则参照康鍩锡之分类体系，并以面色与持器等图像特征为主要辨识依据。
概言之，现场观察显示，其中八处保留可辨识之门神彩绘；三处未见门神设置；另有三处虽仍存图像，惟因遮蔽之故，细节难以明确判定类型。
惟须说明的是，本文所示，不过是初步调查所得。部分判读因受样本规模、重涂或遮蔽等因素所限，仍属推定，尚待更广域而系统的调查以为证实。兹所呈者，亦仅为建构区域门神彩绘研究框架的一项起步。
二、调查范围：大伯公街的空间与建筑群
承上所述，槟城乔治市大伯公街约形成于十八世纪末，亦为开埠初期规划的首批街道。其中，英文名“King”指英皇乔治三世，而早期华人也因街上福德祠所在，称其为“大伯公街”。旧籍中亦见“广东大伯公街”之记载。
如上所述，此街区乃会馆、宗祠与庙宇高度集中的地带，计有增龙会馆、嘉应会馆、中山会馆、福德祠、台山宁阳会馆、武帝庙、伍氏家庙、李氏宗祠、陈氏宗祠、宝珠社及刘关张赵古城会，共十一处。经踏查，除嘉应会馆、增龙会馆与宝珠社外，其余八处皆有门神彩绘。
三、调查结果：门神类型一览
依据《台湾门神图录》的分类标准，大伯公街目前可清晰辨识者，主要为“神荼郁垒”与“秦叔宝与尉迟恭”两大类型。值得注意者，是部分宗祠以文字取代图像。其中，有以神号作象征性借代者，亦有以词语寄寓祈愿者。其所呈形式，已非传统门神之图像范畴。
（一）神荼与郁垒：图像与文字之间
第一类是神荼与郁垒。此乃汉代以降文献所见最早具人格化形象之门神。
《山海经》记载，度朔山上有一棵巨大桃树，二神立于树下管理万鬼，若有鬼魂为非作歹，即被其用苇绳捆绑喂食白虎。黄帝因此立大桃人，在门户画其像以驱逐凶煞。
在大伯公街，此类型呈现出两种形式：
- 中山会馆：采用彩绘形式，二神手持斧钺，保留了传统的造型。
- 李氏宗祠：采用文字形式，直接书写神号代替神像。其功能，同样承载避邪祛鬼、合家平安的祈愿。
（二）秦叔宝与尉迟恭：武将门神的故事与形象
第二类是秦叔宝与尉迟恭。这是民间流传最广、最受大众信赖的门神组合，福德祠与刘关张赵古城会皆采用此二将守门。其造型多为秦叔宝粉面持锏，尉迟恭黑面持鞭，身披甲胄，腰佩弓箭，威仪逼人。
关于二将守门的典故，康鍩锡书中记载了两种主要说法：一是唐太宗李世民因玄武门之变诛杀兄弟，内心愧疚，夜夜疑有厉鬼索命。秦、尉二将身为开国功臣与忠心爱将，遂披挂把守宫门，果然震慑鬼神，令太宗安寝。后太宗命画师描绘二人容貌贴于门上，流传民间；二是涉及泾河龙王案。传说龙王犯天规，太宗虽答应拖住监斩官魏征，不料魏征梦中斩龙王。龙王魂魄夜夜向太宗索命，朝臣建议由最勇武的秦、尉二将把守宫门。二将威仪再次震慑龙王，使其不敢入内骚扰。
（三）文经武纬：由神格象征到人文理想
第三类是“文经武纬”。这是陈氏宗祠门面呈现的样式。此词典出唐代颜真卿〈有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寿州诸军事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保郭公庙碑铭〉：“文经武纬，训徒陟空”，意指人兼具文武两方面的卓越才能与博古通今之学。
严格而言，此类作法已不属传统意义上的“门神”，而更接近于人文理想。与李氏宗祠书写神号（神荼郁垒）仍具“神格”与“辟邪”功能不同，陈氏宗祠援引碑铭典故，将门面由“设神以守”转化为“以文示戒”。易言之，其意图并非驱邪护宅，而在于教诫后裔。因此，书法呈现遂成为训勉后裔的媒介，使宗祠门面带有人文教化的意味。
（四）文官门神：在模糊处寻找形迹
此外，调查当中，部分样本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清晰辨析细节。其中，包括伍氏家庙、武帝庙及台山宁阳会馆。然而依据其特征判断，这些例证多属文官门神类型。
根据康鍩锡的说法，民间俗信天官为福神，故文官门神又称“祈福门神”，常绘于家祠大门，寓意呈祥纳福。其形象多为留须，身穿一品朝服，手持象牙笏板或吉祥器物。所捧器物皆有寓意：“爵”象征加官晋爵，“鹿”谐音“禄”，“蝙蝠”寓意“福”，“马”代表富贵长远，“八宝”为进宝，捧“瓶”与“鞍”则寓意“平安”。此类门神彩绘多立于左右门扉，以搭配中门的武将。
四、 结语：图录作为一种方法
综上所述，本文以康鍩锡《台湾门神图录》的分类架构为参照，检视槟城乔治市大伯公街的门神彩绘。以上论述揭示，该街区除保留主流的武将门神彩绘与文官门神彩绘外，亦呈现出多种表达方式。例如，李氏宗祠以神号文字取代图像，功能上仍承续辟邪意义；而陈氏宗祠的“文经武纬”则超出传统神格范畴，将门面由象征守卫转化为陈述家族理想的愿景。
即便如此，部分彩绘仍因岁月侵蚀难以辨识细节，情况堪忧。而康鍩锡书中收录的四十组台湾已佚影像也已证明：若无系统性的维护与记录，此类图像极易消逝。
就区域脉络观之，槟城乃至马来西亚各地，或已在不为人察的岁月间，流失若干门神彩绘。台湾图录体例日趋完备，而槟城则处于基础资料累积阶段。若能及早建立更有系统的记录机制，并与遗产机构协作，才可遏止断层，使门神彩绘得以长期而有序地保存。
综言之，本文所试示者，在于图录式记录之于门神彩绘的可行路径。方法既定，后续工作自可循序推进。大抵而论，大伯公街一隅之观察虽为起步，然所显者已足见系统记录之必要。倘能据此框架扩而行之，门神图像则可积累成册，而地方文化史之论述亦可更趋周备。而在这些门扇的纹理与色墨之间，我辈亦得以瞥见先民一隅的日常想望。
▌延伸阅读：覃勓温专栏《珠嶼芸編》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