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诸多方面高度相似——两国共享多元族群结构、文化与语言相通，并拥有深厚的历史连结。然而，自分家以来，双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经济模式的比较，到美食话语权之争，再到人才选拔机制的优劣，均成为马新之间长期反复比较的议题。
如果要探究两国最根本的差异，其政治逻辑才是最关键的部分。在内政层面的分歧已为人所熟知，本文则尝试从外交实践的角度，分享我对两国处理对外关系方式差异的观察。近年来，这种差异在国际舞台上的呈现愈发鲜明。
应对大国博弈的两种姿态
马来西亚处理大国关系的方式，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模糊。
这种模糊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外交策略。以近年来的马中关系为例，2024年李强访马签订的《联合声明》，吉隆坡在台湾问题上满足于北京的核心关切，在国际场合积极呼应中国倡议；在经济层面主动吸纳中国资本，并率先给予中国公民30天免签待遇；在部分伊斯兰议题上，也展现出相对审慎与理解的立场。中国将马中关系作为周边外交的样板成果之一，把双边关系提升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并共同展望未来的“黄金五十年”。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能在贸易安排与区域安全议题上，向华盛顿交出一份颇具分量的“成绩单”。在2025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吉隆坡一定程度上配合特朗普政府推动其“和平使者”形象的外交诉求，安排特朗普见证泰柬和平协议，并成为东盟中率先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之一。协议中还包含若干被视为“站队”美国的条款，例如在针对第三国的经济制裁或限制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在与其他国家签署可能“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数字贸易协定前须事先咨询华盛顿；以及承诺不对美国实施稀土或关键矿产的出口配额或禁令等。
新加坡则走向了另一条路：等距。
所谓“等距”，本质上是一套高度精密的动态平衡机制，需要持续评估自身与各大国之间的相对距离。当然，这种“等距”并非数学意义上的对等分配，不是对华贸易占50%，就必须对美贸易也占50%。现实情况是，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其最大的投资来源；“等距”更多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姿态与政策取向上，即避免在战略上明显倾向任何一方。
从具体操作来看，新加坡外交是一种风险管理机制，它必须持续计算并校准：与某一大国的关系是否已经相对另一方出现失衡。在这一逻辑下，新加坡不仅是大国关系的观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扮演“规则阐释者”甚至“结构调节者”的角色，主动对大国互动提出评估与建议。
新加坡领导层亦善于在国际场合对中美两国作出评论。过去李光耀就曾指出，美国若不持续参与亚洲事务、有效制衡中国崛起，可能削弱其全球领导地位——主动要求美国回到东南亚平衡中国影响力。当前新加坡领导层也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及“美国优先”的取向，警示美国可能正在削弱其一手建立的贸易体系；与此同时，新加坡亦会对中国提出带有“劝诫性”的建议，如新加坡防长亦曾呼吁中国更深入理解各国对其崛起的观感，总理黄循财也认为中国不宜长期纠缠于日本二战的历史问题。
总体而言，马来西亚形成的是一种“左右逢源”的姿态，既与北京保持密切互动，也与华盛顿维持广泛合作空间，从而营造出“双方关系皆属最佳”的政策效果；而新加坡则通过维持距离感，并以第三方视角提出建议与批评，透过“忠言逆耳”来支撑其“等距关系”的长期运作。
“不结盟”的两种诠释
马新两国外交皆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实践路径，却存在显著差异。
马来西亚所理解的不结盟，近似于一种“中立政策”的平衡：尽可能保持距离、避免选边站队，以此换取外交与政策操作上的最大灵活性，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冷战时期，马来西亚虽在安全层面与英美阵营保持合作关系，但在经济与贸易层面亦与苏联及中国开展往来，例如大量橡胶出口，呈现出在不同阵营之间的务实周旋。这种“实用中立”赋予吉隆坡较高的外交弹性，使其能够在结构对立中维持一定回旋空间。
不过，这种灵活性的运用，仍以不触及其亲伊斯兰外交立场为条件。
相比之下，新加坡对“不结盟”的理解，则更接近于一种以原则与规则为核心的制度性立场，即通过坚持国际法与多边规则体系，来界定自身的战略独立性与外交自主性。
这一差异，在近年两场重大国际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基于对“以强权即公理”为导向的国际秩序的反对，并坚持主权平等与国际法原则，在联合国相关谴责俄罗斯的动议中投下赞成票，同时加入对俄制裁行列。这也是新加坡自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事件以来，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自主实施对特定国家的制裁措施，并持续至今。
相较之下，尽管在MH17空难问题上仍存在持续的历史争议与未解矛盾，吉隆坡仍以“中立立场”为依据，逐步强化与俄罗斯的互动。马来西亚战争初期在多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议案中亦投下赞成票；但自2024年起，其立场逐渐转向，包括表达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并连续两年对俄罗斯进行高层访问并与普京会晤。在2025年联合国“战争三周年谴责俄罗斯”相关决议中，马来西亚则转为投下“弃权票”。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上述分歧再次显现。新加坡明确表态拒绝向伊朗支付赎金谈判，坚持国际法明确赋予过境通行权，而不是由沿岸国授予的特权。新加坡因此不会就船只安全通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与伊朗谈判。对此，马来西亚的行为及立场则相反。马来西亚不仅接触伊朗高层谈判，公正党二把手、同时也是首相安华长女则批评新加坡立场别有隐含指向，认为其拒绝谈判的做法有迎合西方霸权叙事之嫌，并可能削弱东盟长期所强调的“独立性与平衡外交”原则。
新马外交限制
中小国家应该要维持“模糊”还是“等距”策略？是灵活的中立，还是有原则的中立？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标准答案。
从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来看，外交始终服务于内政需求，而国家的地理位置、体量结构以及国内政治与经济诉求，都会直接塑造其对外政策的选择路径。
新加坡由于其体量有限、战略纵深不足，一旦在大国竞争中出现判断偏差，极易陷入结构性被动，其外交行为建立在极高的外交精确度与制度公信力之上是可理解的。这种长期的安全焦虑与小国心态，使其倾向于通过规则、制度与原则来降低不确定性。然而，这种高度结构化与规范化的表达方式，有时也容易被外界解读为带有 “说教”的色彩。
马来西亚的外交实践，则依托其地缘政治优势，主动地在不同大国的利益需求之间进行灵活操作，以争取最大的政策与经济空间。然而，这一策略本身也伴随着风险：一方面，如果在关键议题上长期维持模糊立场，可能会被外界视为缺乏明确的战略承诺，从而引发对其“可靠性”乃至“忠诚度”的质疑，无法说服大国持续信任；另一方面，这种模糊所依赖的回旋空间也并非无限存在，它可能会被迅速压缩。尤其是在涉及大国核心利益的部分，可能会被要求更为清晰的立场与具约束力的政策承诺。例如在马美贸易协议框架中，部分条款涉及马美政策一致性与执行约束，使得马来西亚长期高度灵活的政策，其可持续性受到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察马来西亚的外交实践时，也存在多个“例外”领域。譬如马来西亚对以色列的反对立场，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及全球南方的倾向。这表明，马来西亚所标榜的“不结盟”，在实践层面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选择性。换言之，其所谓“中立” 从来并非对所有议题一视同仁采取不介入、不表态立场，而是一种在现实利益与国内政治结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外交话语策略，并在对外表达中将其包装为“不结盟”原则的一部分。
这也正是马新两国外交路径的重要差异之一。
▌延伸阅读：邓世轩专栏《窄门论衡》其他文章
版权声明 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访问》立场；本文乃原创内容，版权属《访问》所有，未经许可不可转载；若转载或引述，请注明出处与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