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重要任务在身,或是临近大型活动,心中的虑病感就会愈发强烈。
想来这种虑病感也是家族遗传,演化自家人多思多虑的性格。COVID-19大流行期间,妈妈几乎每一天都咳嗽、流涕、浑身疼痛,无时无刻不处在感染COVID-19的危机边缘。三不五时,就听到她宣布自我隔离,深怕自己是祸害群体的病毒传播者。

同期,外公感染COVID-19,因为早已接种疫苗,症状轻微仅需居家隔离。原本一个星期就痊愈的感染,却在康复后被他放大成为各种更严重的身体状况。哪怕家人一再说明他已经具有抗体,他却依然惶惶不可终日,远离身边的人以防二度感染,生活素质一落千丈。那是我的家人第一次见精神科医生,外公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恐慌症,吃了药,情况稍有好转。
病未至,恐惧先抵达
多年过去,外公不再恐慌,已经开始慢慢减药。不料三个月前,他又因为一场感冒再度陷入焦虑状态。他的认知中,感冒以一个星期为限,一旦超过就被视为“严重”,所以从呼吸道的不适,延伸出肚子疼、便秘、头痛、疲弱等症状。病急乱投医,中西药并用,因为相信喝水祛热气,一度饮水过量引致电解质失衡。

带他到普通诊所看病,执勤医生与我达成共识,这是心理状态引发的一系列生理反应,当着外公的面问我:“哎呀,你在精神科工作,怎么不劝慰你的阿公?”我无奈回道:“正是因为我在精神科工作,又是他从小看到大的孙,他才信不过我的说法啊。”当夜,外公得到该医生“没事的,你只是太焦虑”的保证后,稍显舒心,一夜好眠。
每次在医院遇到为了“可能生病”而忧心忡忡的老人家,脑海就会映现外公的焦躁模样。

某夜,急诊室转诊一位如坐针毡,脸色惶恐的老阿姨。见我出现,未等我开口,当即复述从头到脚的所有症状。我们以心电图、抽血报告等客观数据安抚老阿姨,但老阿姨眼前,仅有对疾病的无限恐惧,仿佛末日在即,身体已是散落零件,随时报销的机器——从头皮的痕痒,到腹部的绞痛,最后到小腿肌肉抽筋——只要提及一个部位,她就能告诉相应的症状。
这种旷日持久的焦虑状态并非三言两语即能开解,但是来自医生的保证却是病人苦苦等候的一剂安慰。为她配药几个星期后,复诊日的她终能好好坐下,仿佛千帆过尽,与我展开双向且冷静的沟通。
不是矫情,焦虑真实存在
有关虑病感,精神医学上其实有专业学名——疾病焦虑障碍(Illness Anxiety Disorder),临床表现为持续且过度地担忧患上严重疾病,即使缺乏明显症状,仍反复怀疑自己患病。有者回避求诊,有者则反复就医。外公和老阿姨无疑属于后者,这种状态其实相当难受,你重复陷落相同的灾难性思维,客观数据摆在眼前,全世界都叫你不要想太多,但你就是无法说服自己仍然健康。

当时代推崇“松弛感“、“情绪稳定”、“凡事何必太认真”,许多人对焦虑的人是抱有一定排挤心态的。焦虑的人仿佛置身透明容器中,与一个外界眼中“不存在”的敌人对峙,向空气挥出滑稽的空拳,因而轻易成为围观者的笑料。一如当年我和妹妹将妈妈天天患上COVID-19讥讽为一种“超能力”,包括工作上也有一小撮医生会基于某些病人的焦虑病史,而将身体症状一律视为“心理作用”。
这就回归到了精神疾病的诊断逻辑——医生必须先排除生理性病灶,才能推出精神科的诊断。例如,当某位患者突然出现幻觉,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诊断不该是思觉失调,而是药物或毒品作用、头部创伤、癫痫等。放到疾病焦虑来说,无论患者投诉过多少遍胸痛,首先该做的检查,始终还是心电图。

疾病焦虑的人需要脱逃的,是一个仿若漩涡,心理与生理互为作用的强大回圈——人的焦虑会引致身体症状,而身体状况又反向给大脑释放危机信号,恶性循环于焉成型,绝非“何必那么紧张”、“chill一点”几句劝导就能缓解的情况。心理生理兼顾,药物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家人与社会的支持,都可以从不同部分,一点一点瓦解这个回圈。从外公到妈妈再到诊所里的老阿姨,包括我隐隐发作的虑病感,焦虑真实存在,重点在于如何与之共处,不该被耻为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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