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我成长于柔佛南部。莫说是南中国海另一端的沙巴和砂拉越（当时普遍写成砂朥越），就连对马来亚北端的州属都极为陌生；新山彼岸的新加坡，倒是熟悉得很。
我初中虽有个来自斗湖的同学，但他在新山长大，对沙巴不算了解。因此，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沙巴人，是1990年代初在伦敦便利店打工之时认识的一对姐妹，她们来自山打根，和我一样是工读生，我们之间很自然说起粤语。听着她们对马来西亚的种种不满，我第一次感受到沙巴人的独立情绪。
某年夏天在英格兰中部（Midlands）一家香港人开的外卖店打工，除了老板和我，其他员工是来自斗湖的几个兄弟姐妹，客家人。大哥和大嫂在经济萧条的1980年代末率先到英国“跳飞机”，接着把几个弟妹带过去。我会说客家话，很快就和他们熟络起来，搞到完全不谙客家话的老板不时用粤语提醒 “你地唔好讲我衰嘢啊！”
同样的，我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强烈感受到沙巴人对马来西亚的排斥，从亲马来亚政党出卖沙巴人利益，到破烂的基础设施，只差没说出“沙巴应该独立”这句话。
当年我修读的是伦敦大学的校外法律课程，报名一家学费廉宜的私立学院，每年初夏再参加伦大的考试。有个教契约法的老师是卡达山族，1980年代末曾在沙巴律政司办公室服务，后来因为政治因素而离职，辗转到了伦敦执业，兼职教书帮补家用。他看我受新加坡影响，没有太强烈的马来西亚意识，又愿意询问很多关于沙巴的事情，找我喝过几次酒。两杯下肚，不免数落马哈迪和安华政府对沙巴政治的种种破坏，其中最令他咬牙切齿的就是“幽灵选民”整垮团结党政府。
无独有偶，2005年我第一次到沙巴，就是以联合国难民署人员身份，造访亚庇和山打根的几个难民村，亲眼目睹一个家庭不同证件的情况，证明确实发生过恶名昭著的 Project IC 事件。
即使来自菲律宾的无证移民，哪怕老老实实打一份工，也经常得躲避执法单位取缔，心惊胆跳。我仍然记得亚庇一家小餐馆的老板知道我是联合国人员后，用粤语问我“有没有办法帮我的菲律宾工人拿到合法身份？他经常这样躲来躲去，生病我肯出钱他也不敢去看医生，我看了都心痛。”
我老实告诉她联合国无权干预内政，只好把几个援助无证移民和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系给她，说工人遇到问题可以寻求协助。除了她，我在沙巴也认识其他几个雇主，他们都希望能为自己的无证工人取得合法身份，却求助无门。
政治因素陷入无国籍状态
我的这些经历证实沙巴的经济大量依赖廉价的外来劳工，愿意协助他们的老板也大有人在，只缺有担待解决问题的政治人物。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延宕，却又不敢轻易提出解决方案，怕的就是被政敌炒作为“引进非法移民投票”。
对我来说，当年Project IC丑闻责任完全在马哈迪和安华领导的联邦政府，尤其是内政部；因此而产生的无证移民，是政治腐败的受害者。他们生在战乱频仍的菲律宾南部，一有机会当然想往外逃，这是人的天性，只是没想到被马来西亚政客所骗，大部分人非但没有获得合法居留，还几代人陷入无证甚至无国籍状态至今。
最令人忧心的是无证/无国籍儿童和青年持续失学，缺乏技术，不但使贫穷恶性循环，也对沙巴社会形成负担。因此，我过去两年的工作就是专注于和沙巴政府单位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为无证，外籍和沙巴本土年轻人提供技术培训，也支援几个为无证 / 无国籍儿童而设的另类学习中心。
两年当中，我走了沙巴好几个地方，除了城镇，还深入过油棕园，到过无国籍海巴瑶聚居的离岛给老师和孩子们做饭，更在婆罗洲同志（Borneo Komrad）这个不受政府欢迎的左翼组织带领下，进入一般人认为“罪案丛生”的无证移民村，了解无证人口所面对的教育，就业和医疗问题。
和婆罗洲同志的交流最让我印象深刻。他们都是一群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绝非什么“三无份子”：无的放矢，无中生有，或无理取闹，而是亲自办教育，替无证/无国籍者奔走的活跃人士，亲身体会过官僚和政客的敷衍。除了给孩子们上课，他们也办读书会和培训会，鼓励弱势群体在体制打压下活得有尊严。
他们和我一样，不看没有价值或无病呻吟的文章，而是慎选能引导他们认真思考又贴近现实的书籍；他们谈话充满激情，让我回忆起二十几年前烈火莫熄时代，吉隆坡那些街头战士反体制的热情。
这样的精神，在马来亚几乎不复存在。一方面是当年那些战士（或自以为很有批判精神者），其实没有真正经历过沙巴无证/无国籍人士被欺压的痛苦，因此一旦“改朝换代”就进入体制，一起享受特权，充其量也只是小骂大帮忙；另一方面是大家平常生活就很舒适，当初出来抗争也只是跟大队而已，纳吉政权垮台，他们就回去继续过原本不算太恶劣的生活。
看见体制问题
参与沙巴社会工作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却不甘于把知识停留在书本，而是落实所学习到的东西和技术，让更多人实质受惠，因为他们知道书读得多不表示有用。很多人得到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却不懂得把握，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钻牛角尖，离地思考，虚度光阴，说得难听一些，根本就是浪费社会资源的寄生虫却还以为自己活得真实。
因此，我特别感谢过去两年勤走沙巴，认识了许多不同信仰和不同族群的人；他们知道寄望政治人物并不能改变现状，才会决定扎根本土，努力做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因为和无证/无国籍群体一起生活，了解到这个问题不能以“我们对垒他们”的二分法来一刀切，而是看到体制的问题，尽量寻求解决方案。
沙巴人因为多元开放，不搞种族政治而自豪，我不否认这点；但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不把无证或无国籍群体当作敌人，竞选时拒绝拿他们做箭靶，而是争取他们应有的基本权益，那才是真正的进步。
我因为这些人而对沙巴充满希望，更希望他们一生都能坚持这份理念，那就是沙巴的福气了。
▌延伸阅读：唐南发专栏《弹无虚发》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