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终于为反霸凌立法了。
霸凌，终于不再是悲剧发生后，校长们的一句“我们会加强关注”；不再是教育官员坐在冷气房里“成立研究委员会”；也不再是受害者与家属一遍遍复述，正义却不能得直的记者会。
反霸凌，终于真正写进法典里。《2025年反霸凌法案》，符合我们灵魂深处追求恶人终须付恶报的天性。
2022年，霸凌案统计3887宗，2023年6528宗，2024年7681宗，短短两年数字翻倍。根据教育部的估计，2025年数字继续攀升。调查机构Ipsos在今年8月的报告，揭示仍有约72%的家长在孩子遭遇霸凌后未投报，这冷冷的黑数背后，是一个个尚未成长就已枯竭的年少生命。
我们的文化，习惯把霸凌看成“成长过程”、“校内事务”、“别把事情闹大”，于是不成熟的孩子继续“胡闹”，周遭人继续事不关己己不关心，唯一会闹大的永远都是受害者和家属。
立法的出现，仿佛一记鞭子落下，不客气地告诉我们：校园霸凌已不能停留在劝导和请愿，谁人越界，必痛。
对长期受虐的年轻人而言，这条立法并不是司法进步神速，倒像撑着最后一口气才等到的姗姗来迟。
我们的文化，哪里出错了？
我们曾经坚信，学校是庄严神圣的殿堂。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是郑重的人生起点，家庭也看重孩子在学校交到的每一个朋友。在学校里，师长会以身作则把仁义礼智信刻进每一言每一行，再一针一线把仁义礼智信编织进孩子的人格里。在校园里，人人有仁所以不会欺压他人、人人有智所以遇事能妥善处理、人人有义所以看见不公会挺身，人人有礼所以会把守关系和谐，人人有信所以追随崇高的人生价值。
我们原本应该迎来书香四溢，文化气息轻拂孩子脸庞的校园，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们迎来的反而是法律开着装甲车驶入校园， 整顿胡作非为的学生，以及不负责任的师长。
换句话说，反霸凌法向我们宣告：良心教育已经失效，无法阻挡霸凌问题的恶化。学校长期以不知情当护身符；悲剧后，校长总是变身为“深感遗憾的发言人”， 这一套，社会已经无法容忍。
目前，法令并未追究袖手旁观者，但是日后这一群人是依然能置身度外还是罪加一等，尚是未知数。然而，人躲得过外在的法律，躲得过内在的良知吗？这一题需要立法来回答吗？
另一点，法案也同时规定，施暴者或其父母、监护人，最高可被判罚25万令吉赔偿。这一记耳光赏得很重，但意思其实很简单：别再装傻，你孩子的残忍，不再是你可以当作没看见的事。
25万罚金过重吗？毕竟许多父母不会花十几年心血把孩子养育成坏人，面对教养过失，内心想必也痛苦煎熬。然而，想一想被烫斗活活烫死的Zulfarhan，想一想死后入殓还需被挖棺验尸的Zara，想一想17岁就对人生绝望从4层楼停车场一跃而下的江骏喆。对比之下，失责父母为自己的“无心之过”付上25万令吉，算不算已经是优惠价了呢？
而曾几何时，养育孩子竟然沦落到需要被法律制裁？
写到这里，我和你的心应该沉入谷底。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当社会文化失灵，法律才需要登场。一个靠法才能逼学校逼父母尽责的社会，本身说明了什么呢？
想一想新加坡的《父母赡养法》（Maintenance of Parents Act），奉养父母竟然需要靠立法，是文明的荣耀吗？
再看看台湾的博爱座，本意很美，原是为了提醒社会照顾弱势，让人情处处发生。如今却常常成为冲突现场，指责、反呛、偷拍、道德审判， 博爱座变成了“搏斗座”。
一个社会如果足够重视礼节，文化本身就是一套有效的教养工具，会自行运作，不需要靠法规维持秩序。这样的社会每个座位都是博爱座，人人也都会让座。当文化不足以支撑礼仪和集体共识时， 就只能依赖制度规范行为。而当制度接管美德，就变成了谁有资格坐？谁该站起来？这些本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个人修养，结果是即使设立了博爱座，不但没有提升社会风气， 反而成了指控和批斗的武器。 没有更好，只有更乱。
于是我们发现：立法常常让我们想得美。若不重建文化根基，再重的反霸凌法，也只会成为下一个博爱座。
在学校不管是谁成为霸凌者和被霸凌者，都是家庭教育的缺失 、师长的看管不严、以及社会对弱的冷漠和对恶的纵容。当一个社会必须为善良立法，为了不伤害他人立法，这本身就是一场文明的退步。我们的社会文化如果足够优秀，本应使人知耻、知止、知分寸；而不是在良知溃散之后，才仓促地为善良立法，为不作恶签署条款。
法律，终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当它被频频启用，恰恰说明，在更早之前，家庭、学校与社会，早已悄然失守。
反霸凌法是照妖镜，映照的不只是当事者的残忍与懦弱，也映照我们这一代人善的能力，不足够强大逆转恶。
看着反霸凌法的出现，我和你，心情应该沉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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