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看完一部台湾华语剧集《忘了我记得》，说的是一位中年独生女与后来罹患失智症父亲在面对人生起伏与生命倒数时的故事。剧集开头让我特别有感的，是女主角程乐乐（谢盈萱饰演）陪年迈的父亲程光齐（秦汉饰演）看病完后从医院出来走路回家的那一段。两父女像朋友一样，并肩边走边说着乐乐小时候的事；中途乐乐停下来接了个电话，当她说完望向已径自走在前头的父亲背影时，她怔在原地——“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爸爸会变老，但那天看到他的背影，我忘了，人都是一瞬间变老的。”
你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吗？虽然知道父母跟自己一样岁数逐年渐长，但见父母还如常能走能动，便也没觉得他们有多老。直到他们忽然生病或受伤，或看到他们褪下衣服后微驼的后背、松垮的皮肉……可能才会忽然惊讶父母怎么一下老了那么多。
可事实是：人并不是一瞬间变老的。同样的，人口也不是一夜间老化。无论是长者（老年人）本身，还是长者的儿女家属，乃至于整个社会，我们在“老”的课题当前各种束手无策、孤立无援、进退两难的窘迫，究竟只是我们个人准备得不够吗？还是也有政策上的疏失与无为？
看看大马国内现况：根据2023年国家健康与疾病调查报告（National Health Morbidity Survey, NHMS 2023），每五位（六十岁及以上）长者当中就有一位是大致上失能（Overall disability*）。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24年年龄达六十岁的长者平均还有18.6年（男性）及21.4年（女性）的寿命。就算粗略地假设失能状态让平均寿命减半，一位失能长者也可能有长达8到10年是无法完全自理的。
注：大致上失能（Overall disability）的定义是在六项身体机能中（看、听、走、记忆、沟通和日常自理）有其中两项出现“有点困难”，或其中一项出现“很大困难” 或“完全做不到”。
这跟WHO公布的数据相符：大马2021年人均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72.8）与健康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HALE，63.9)之间的差距，即大马人在临死前平均长达8.9年是不健康或失能。
造成失能的病因很多，包括公路意外、受伤、中风、失智症、精神疾患等等；有些是随着年老而难以幸免，但有更多病因其实是可以从个人到社会多方面介入预防的。比如：在医疗上如何改善慢性病患者（包括老年患者）的门诊就医与复诊便利与可负担性，让他们的病况长期维稳，进而降低中风、肾衰竭风险？交通出行上，既然我们鼓励长者多出外、保持社交活跃以预防心理疾患和老年失智，那公共交通、路况与安全性、步行路段等可以如何更“长者友善”？
另外，全国超过150间由社会福利局设立的长者活动中心（Pusat Aktiviti Warga Emas, PAWE)，究竟实际的日常运作如何、是否有真正达到其设立目的、哪方面可以加强和提升以发挥更大作用？
我很好奇，也很期待第13大马计划（RMK13）有哪些政策会致力于预防长者过早失能，甚至让长者继续贡献生产力——包括首相署部长建议的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以避免老龄国家普遍存在的老年贫穷及其可能衍生的社会问题。
对于不幸失能长者的长期照护（简称“长照”），那又是另一个更沉重，也非常需要社会资源与支援的功课。以近期发生在芙蓉的一宗地方新闻为例，经营了超过20年的美嘉威养老院因遭人举报，其院内4名外籍护工全被警方逮捕，而院长不但因雇佣非法外劳面对起诉，并且由于无力照顾全院40位需要长照的老人被迫宣布结业。
还有另一组数据——根据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统计，从2018年到2022年六月期间全国有超过2100位六十岁及以上长者被遗弃在医院（即每天平均有两位因病入院的长者最终无人认领）。再看看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是零星发生在国外的长照弑亲悲剧：居家养老由家属长期担当照护者的老人被不堪照护压力的家属杀死，照护者为此被控谋杀罪，有的选择跟着自我了断。
不知道可以求助或缺乏社会资源，只能独自硬撑的照护者，或许都有过跟《忘了我记得》剧里程乐乐一样的心声：“我很害怕你突然就走了，但我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我很不孝，对不起。”
所以完善的养老与失能预防政策和措施，看似是在服务老年人，实则是在辅助处于夹心层——在上有老和下有小之间、在三餐温饱与理想梦想之间、在自由自私与道德责任之间，来回奔波、拔河，然后不知不觉自己也即将成为乐龄人士的——中青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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