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个台湾女星王思佳，被人揭破上节目时展示的几个爱马仕手提袋都是假货，让人开始质疑她往年以一柜子名牌包支楞起的富贵人设。爱马仕包包，位于奢侈品食物链里的顶端，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东西；如果一名新客直接走进爱马仕展售店，指定要买某个包款，即使店里正好有那一款现货，甚至包包就摆在店里最当眼的位置，爱马仕的店员也会脸不红气不喘眼不眨地告诉你：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这款包包呢。
那要怎么买到？爱马仕品牌自有一套配货规则，你必须先成为品牌的常客，先从入手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配件开始，比如皮带、手镯、戒指、鞋子、围巾，也可以试试精致的瓷杯、碗盘、茶几、沙发、麻将等，时不时逛一逛，每一次都买一点，和爱马仕销售员慢慢培养一段感情。等你花了好几百千令吉之后，终于在某个神秘的时刻，销售员会突然给你一个惊喜：你想要找的包包最近刚好到货噢，而且还有两种颜色和尺寸让你选择！
这个配货规则，让爱马仕包包稳坐奢侈品宝座——能够直接从品牌手中买到包包的顾客，在店里的消费金额肯定会是包包本身售价的几十倍，真正的“把一栋房子提在手上”。
而爱马仕对此的说法是：“我们只想把拥有顶级工艺且数量稀少的手提包，卖给真正欣赏我们品牌价值的顾客。”言下之意，既然你喜欢我们的手提包，那么你一定也懂得我们其他产品的价值所在吧？是的，售价并不亲民，但这都只算是某个圈层日常用品的普通消费价位而已。
我也曾听说，为了可以买到手提包，有人硬是入手了一整套的马球用具，而她本人甚至不懂得如何骑马。因此你也能理解，这套困难的配货规则，让爱马仕包包始终是代购的热门商品；有门路的代购，可以帮你搞定爱马仕销售员。
爱马仕包包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长盛不衰，市面上自然也是假货横行。王思佳对外回应说她的爱马仕包包都是从代购手中买来，因此她也是被骗的苦主。先不论她本人是否拥有足以购买爱马仕手提包的财力，我们可以明白她找代购的原因。
但购买假货的就是假富豪吗？不见得。
早在十多年就有那么一则新闻，国际巨星席琳迪翁在中国开演唱会期间，毫不避忌地携带保镖到“假货一条街”购买了满满九大袋的假名牌包。如今许多知名演员、歌手、社会名流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也常被人踢爆某件衣服、某个首饰、某个包包是假货，而他们本人都不以为意。
来到2023年，购买假包更已经是富豪们另一种炫富和彰显身份地位的游戏。
如果你在豪宅衣帽间里有一面墙展示着数百只真货，你才可能拥有那双火眼金睛，在不同水平的假货里挑出“几可乱真”的高仿款。其次，是一种理财选择上的优越感：比起买包来炫耀自己，不如把现金丢进期货、比特币、股票、生意或其他投资账户里，体现自己能够对冲风险的聪明头脑。
有财力购买真货的人，炫耀自己能够找到完美赝品的能力，逐渐成为一种同阶层的社交货币。如果你明晃晃地拿着假货，而别人不疑有他，恰恰才是你真正属于富豪名流阶层的证明。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段故事是这样说的：他的老师王国维酷爱收集古董，有次他邀请溥仪到他家鉴赏新入手的几个古董，溥仪一看一摸就说这是假的，老师你被人骗了。王国维不服气，问他为什么这样有自信？溥仪说，我曾经日日泡在这些古董堆里生活，很熟悉它们的气息，虽然说不出具体是哪里作假，但感觉就是不太对劲，王国维后来找了一批古董鉴证专家来查验，果然证实了溥仪的说法。
你看，这就是圈层的差异，富贵的气息是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的，实在难以一蹴而成。上流社会有他们辨认同类的直觉，暴发户在那个圈层里不受欢迎，是因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与老钱族群格格不入，并非因为老钱不认可新钱的厚度。
耶鲁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搬到富人云集的美国上东区，就经历了一场震撼的文化洗礼，把所见所闻写成了《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书。文化资本和美貌溢价，虽然有时可以成为阶级流动的敲门砖，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硬底子，才是你能否融入上流阶层的条件。
因此，普通人咬牙买下一只名牌包，难免要炫耀的，像是社交媒体自拍照里隐隐约约露出一个商标，懂的人才会看懂，然后留言一句羡慕。购买和拥有这一个包，人们仿佛就此踏入了更高的一个阶层。但这样的炫富是藏着怯的，你苦心经营来炫耀的，正好是你心底清楚自己还不够资格去驾驭的东西。炫耀这个行为本身，反倒能让人倒推出你的真实状态。
但是，我也不会嘲讽或苛责这样的行为。踮踮脚，想要往上跨一个阶层，是人类奋斗与进步的动力。物质享受也并不肤浅，无需一昧的排斥消费主义，坚守某种低配、将就的生活；就算是现在还买不起的东西，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东西敢开出这样的售价？除了品牌溢价，是否还具有独特的技术壁垒或工艺价值？
你总要用过许多好东西，才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再从不同价位的体验经验中筛选出让你舒适的产品。品味这东西呀，说到最后，不过就是一句合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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