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亿万富翁张美兰在反腐运动中被判处死刑。越共当局表示，他们正在重整国家形象。然而，越南的欧盟伙伴表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死刑”。
随着越南共产党政府加大反腐力度，东南亚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主角张美兰（Truong My Lan）上周在被判处死刑。
现年67岁的张美兰被控从西贡商业银行（SCB）挪用约125亿美元（大约117 亿欧元），相当于越南2022年GDP的3%。
她还被控非法拥有该银行的多数股份，并因允许贷款造成252亿欧元的损失。
胡志明市法院称，她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个人财产管理权，而且将银行推入特殊控制状态，削弱了人民对（执政的共产）党和国家领导的信任”。
据当地媒体报道，检察官要求判处张美兰死刑，认为她应该“永远被社会排斥”。
俄勒冈大学美越研究中心主任Tuong Vu教授说，越南共产党希望向越南社会传达一个信息，即它在“认真打击腐败”，并提醒商界不要“太贪婪”，不要幻想可以逃避当局的调查。
死刑判决是一把“双刃剑”
然而，一位要求匿名、活跃在越欧洲商界的资深人士表示，判处张美兰死刑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这表明越南在严肃处理腐败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这位人士说，“但是，从欧洲人的情感角度来看，死刑是不能容忍的。”
欧盟发言人斯塔诺（Peter Stano）告诉德国之声，布鲁塞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死刑”。斯塔诺说，越南于1982年批准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严格限制将死刑仅仅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他说，欧盟已呼吁越南“暂停实施任何死刑，以期废除死刑”。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黎宏燮（Le Hong Hiep）说，上诉法院有可能推翻死刑判决。他指出，在过去，法院判处死刑是为了向被告施压，迫使他们透露更多犯罪信息，帮助国家挽回损失。“如果张美兰更加合作，她的判决有可能改为无期徒刑。” 黎宏燮说。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是获得有关资产的更多信息，还是利用死刑的震慑作用，越南共产党必须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黎宏燮表示：“银行和私营企业之间普遍存在交叉持股，以及私营银行关联贷款的做法，给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带来了重大风险。”他说，政府似乎决心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银行丑闻。张美兰的死刑判决向银行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他们必须停止非法经营行为，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越南扩大反腐运动
2016年，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目前已有数千名党内官员和商界领袖被解职或监禁。上个月，步前任国家主席阮春福的后尘，上任仅一年的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因“违反干部党员模范责任规定”辞职。
1986年越南共产党实行市场经济后，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张美兰和她的家人在酒店和餐饮业挣得第一桶金。2001年，她领导了陷入困境的西贡商业银行（SCB）与其他两家银行的合并。据报道，国家检察官提供了大量印刷文件作为证据，称张美兰利用银行作为她个人的提款机器。
据检方称，尽管越南法律禁止个人持有任何银行超过5%的股份，但张美兰仍通过空壳公司和代理人获得了SCB约90%的股份。然后，她任命了银行的合法官员，这些官员批准了向张美兰和她的合伙人经营的空壳公司提供的可疑贷款，有报道称她是该银行全部贷款的93%的接受者。
国家检查员被收买，没有质疑这些付款的合法性。中央银行的一名前首席检查员因收受500万美元贿赂而被判无期徒刑。
据称，从2019年初开始，她从银行提取了40多亿美元现金，并将其存放在家中。
有关张美兰的腐败传闻已流传多年，尤其是因为她和她的亲信在胡志明市购买了大片黄金地段的房地产。
张美兰的丈夫、香港人朱立基（Eric Chu Nap Kee）因在此案中的角色被判处九年监禁，而她的侄女张慧雯（Truong Hue Van）则被判处17年监禁。包括央行监管人员在内的四名高管被判无期徒刑。
外界对越南银行业感到担忧
近年来，越南所谓的“熔炉”反腐运动越来越多地针对私营企业，尤其是金融行业。这场运动给越南树立了一个国家形象，即越南正在肃清东南亚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然而，与此同时，在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23年度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从2022年的第77位下降到去年的第83位。按照0-100分制计算，越南的得分从42分下降到41分。
此外，近年来揭露的腐败规模之大，也让人怀疑越南经济体系中还存在普遍的腐败现象。
目前，人们对越南银行业的管理水平感到担忧。该案显示，张美兰及其同伴从一家私人银行盗取110亿欧元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
另一起涉及房地产开发商FLC集团董事长郑文决（Trinh Van Quyet）的股票市场巨额欺诈案可能将于今年开审。在今年2月结束调查后，检察官正在寻求对至少51名卷入这一案件的人员提起犯罪指控。
反腐运动也会影响地方决策。据报道，越南的官员们越来越担心被指控存在不法行为，以至于在做出风险决策时犹豫不决，尤其是急需上马的基础设施项目。错误的决策可能会导致额外开支，从而导致他们被指控损失国家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