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生平唯一一次访问台湾所留下的文本对比，梳理数十年两岸的关系演变和心路历程。这是否能为目前的台海僵局带来一些不同角度的理解与反省？德国汉学家吕恒君进行了一番尝试。
六十多年前，一位知名女性曾自美国访问台湾，尽管没有引发什么政治风暴，但却留下一篇颇令后人深思的文字：那便是张爱玲和她的“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1961年冷战时期，张爱玲从美国启程访问台湾，在停留一周之后离赴香港。1962年返回美国之后，其虽再也没有踏上过华族土地，但其于1963年以英文出版的访台见闻“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与八十年代以中文重写的《重访边城》，却又存在着巨大的叙事差异。在当下局势动荡的迷惘时期，探究其中，或许亦能获取一些观照或启示。
冷战时期的“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张爱玲1961年的访台，是由美国驻台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促成，这也是其平生唯一一次到访台湾。在此之前，美国重要政治人物麦克阿瑟将军、副总统尼克松与总统艾森豪威尔等均已来访过这座“孤岛”；张爱玲虽未以具体文字留下访台的前期心路，但究其生平，无疑怀有复杂的心绪：
自50年代初从内地经由罗湖桥而逃亡“自由世界”香港之后，其反而遭受麦卡锡主义影响，三次被香港警察疑为“间谍”而遭传唤；而于迁台的国民政府而言，本是对其与汪伪政府文化高官胡兰成的婚姻及无关民族大义的市民文学不屑一顾，但其在香港期间两部为香港美国新闻处而作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却又先行顺利进入韩国、台湾等“反共前线”。因此，此时张爱玲的赴台，除却一向对政治与国是的冷静距离，还有彼时身为美国作家赖雅夫人、并且终于美国寻得安定庇护的强烈身份感。
在这双重距离之中，张爱玲对台湾的观察完全出于西方视角，是一部缺乏语言交流功能的观看型“默片”。在影像学中，其从属于“询唤与臣服”、“政治与伦理”的观看：台北将军套房里的臭虫、床单上的斑斑点点是冷冷地嘲讽“集基督教和儒家信仰于一身的新生活运动发起者”（国民政府），但在“露出（福尔摩沙）传统的本来面目”的花莲，一开首则震惊于“这里的卖淫业可能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明目张胆”、以及脸颊上纹着刺青的“灰色幽灵似的”山地妇人、像“吉普赛人似的”衣衫褴褛的原住民小孩，以及“相当多的年轻人居然还在讲着日语”等等。
在这篇英文游记中，张爱玲全程把台湾称为“福尔摩沙”（Formosa）。“福尔摩沙”首见于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制图家Lopo Homem于1554年所制定的地图，属于殖民者以命名的方式将东方纳入西方认知框架的规训工程。虽然“台湾”自清朝起已成为正式称谓，甚至日本殖民期间也一直沿用，但张爱玲却采取彻底传统的西方视角，无视国民政府早已于1950年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促成“台湾”（Taiwan）为国际通用惯例（见1950年9月29日联合国87号决议：S/RES/87）。
而这种充满刻意性的西方视角，在开首描述台美关系之时使用的“orient”（东方）一词，更加得到强化：
譬如，当其被一位“模样精干、西装整齐”的男士误以为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夫人时，其诧异道：“尼克松夫人为什么到福尔摩沙来，即使现在无论是谁都到东方来看看”；而当得知“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常在机场附近转悠，想见美国名流时”时：“我笑了，感到福尔摩沙对外界渴求的巨浪，尤其是美国——它唯一的朋友，因此某种程度上也未免不是敌人。”
寥寥几语，张爱玲不仅敏锐地捕捉到台湾的孤立心态以及对美国的依赖渴求，同时也对这种近似病态的关系保持了一贯的怀疑。并且，上述“福尔摩沙”、“东方”等称谓，无不令人想起萨义德 (Edward Said)所批评的东方主义：一切景象的呈现是陌生、奇特而又原初落后的。而毫无互动关系、全然从“他者”（other）角度进行的观看，也使得台湾作为“被观看者”纯粹处于西方视角的注视之下，这造成了“台湾主体性”在文本中的缺失。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疏离冷硬，这部作品在台湾被通行翻译为《重回前线》或《回到前方》。
八十年代的《重访边城》
然而，在八十年代以中文改写的手稿《重访边城》中，张爱玲不仅在内容方面进行大幅度扩充，对台湾的态度，亦从六十年代的冷淡陌生变成了“细致入微、锐利敏感，以同情的理解来接触台湾”。
纵观当时两岸及国际局势，不难发现：东西方紧张而激烈的冷战秩序已趋向尾声，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浪潮开始萌芽，台湾、香港日益发展成为较为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大陆也因改革开放政策而日益摆脱封闭僵化的意识形态。当上述各种动态的“权力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这也微妙地影响到敏锐的时代作家的叙事脉络：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自婉转的开场白起，作者通用“台湾”一词代替“福尔摩沙”；当被误认为美国政要夫人时，其加入了委婉的心理分析：“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而当得知老是前来机场接美国名人的西装男“有点神经病”时，作者的理解与同情溢于言表：“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机场外的大庙前费劲爬阶梯的太太，那“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令其想起中学同学的母亲；当美国新闻处的朋友问起“回来”的感受时，其不再像六十年代一样予以嘲讽，而是忆起自己于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在扭曲的航线上一瞥南台湾山脉的感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这辈子不会比之更美的风景，因为别的在中国人看来“没这么像国画”。
而随后，不仅罗斯福路的老洋房、大树、露天书场等令其联想起香港或上海；在更本土的层面，台湾所表现出的风格也让张爱玲处处联想起上古华南居民、闽南塑像、南中国的建筑及风土人情等。正是在这种时时把南中国特色与中原文化不由自主的强烈对比之中，其表达出的文本潜意识恰恰是以“注”的方式对台湾进行的诠释：“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
而当作者望着地面阴影里的横条阳光而品尝当地特产柚子时，酸甜多汁的味道不由令其感慨起在上海吃到的湖南柚子，疑幻疑真的台湾叙事也在一片视觉与味觉的共融交汇之中嘎然而止。与60年代的“默片”相比，这部叙事已然变幻成了一部活色生香、有史事触动、并横连地域的“彩色宽银幕电影”。而在“看”与“被看”的主客体之间，作者营造出各种关系的交汇流通，与台湾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跃然纸上。
人与时代的选择
基于以上对比，不难觉察，时代气氛及政治走向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左右人的感受与叙事方式。而且鲜为人知的是：即使英文版的书写方式冷硬疏离，完全基于西方视角，却竟也遭到美国杂志The Reporter 罕见拖拒至一年之后。张爱玲推测拒刊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美国）都认为中共不久就会垮，不像我说的那样彷佛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而张爱玲的中文文本，根据其中所引的台湾《光华》杂志，可以推测写于1983年左右。除却日趋宽松的时代气氛，张爱玲也已在美离群索居三十年，并步入生命的最后十年期，勿需再为作品发表迎合美国出版机制或市场营运。或许正因改写稿的本真率性，作者在世时并未寻求发表，直至其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于2007年偶然发掘。台湾文学界也方才惊讶确知：“Frontier”并非充满火药气息的“前方”或“前线”，而是具备旷阔义域的“边城”。因为，根据美国历史学者Frederick Turner等理论，比起意识形态或战争状态的激烈对峙，“边城”亦包含着地理及文化空间的交界或消融性。
然而，不管“Frontier”在“前线”与“边城”之间如何转换，不可忽视的是：在上海新冠疫情封城之中被奉为“润学”鼻祖而再度走红的张爱玲，面对大陆体制，其未在中英两版文稿之中表现丝毫留恋，而是以历史的笔触对民众的艰难做了大量深刻描述。其在英文版书写大陆民众的饥荒与偷渡之时，甚至斩钉截铁地指出：内地通往香港的罗湖桥“生死攸关”，“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它的真实”，因而，“我们当中许多人，因为在外面无法谋生不得不走回头路，实在是悲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