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度书展正在举行，今年有当地出版社遭禁止参与，甚至就连民间自筹的书展也被迫夭折。但与此同时，也有更多人投身书业，读者对实体书的渴求渐渐增加，令生态有所改变。在后《国安法》时代，香港书业真的路路不通吗？如何在狭缝中寻找生存空间？
香港湾仔闹市一个小商场里，记者们陆续抵达，为的是出席第一届“香港人书展”的预览场。十多个书摊差不多都摆设好，准备就绪在翌日迎接读者。主办人之一、山道文化创办人杨子俊，原本计划这天（7月13日）向媒体介绍和导览，却突然临时宣布这个民间书展可能夭折。
事实上，举办民间书展本来就不在杨子俊的计划内，过去两年，他的出版社山道文化都是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书展”——它是亚洲最大规模的书展之一，每年7月于香港市区最大的展览馆举行。但今年5月，贸发局在没有交代理由之下，拒绝他们参加。
外界所知，今年最少有3间香港本地书商遭遇同样命运，还包括有种文化和峰鸟出版，都被这个“半官方”书展拒诸门外。
因此山道文化和有种文化决定自己筹办替代的“香港人书展”，反应比预期热烈，总共有12家出版社及书店响应。但就在开幕前一天，场地业主突然以活动违反租约喊停。就记者观察，场内展销的书籍题材有的关于反修例运动、香港历史、媒体审查等，普遍在坊间的独立书店都有公开发售；其余也有文学、文化类和儿童书等。
主办方说，业主一直表现得很配合，却在最后一刻态度180度转变，指称他们分租和利用会场对他人造成“滋扰”或“危险”——尽管在同一个场地，以往曾举办类似模式的市集。主办方否认违约，甚至提出愿意下架业主认为敏感的书本，但经过一番周旋，业主拒绝他们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坚持要求实时撤走。杨子俊称：“不惜这么大商业代价都坚持要我们走，不得不令人觉得是出于政治压力。”
港媒《明报》曾透过该地产代理向场地业主“允长置业有限公司”查问终止租约原因，但未获回应。
另一参展商Anna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她的网上书店首次参与实体书展，公司和客人都很期待，对被迫停办的结果感到不公平和难过。她主要售卖台湾进口的儿童绘本，题材不甚敏感，但她亦坦言：“决定参与其实也感到很大压力和风险，最终如此被煞停，已经比我想像中的最坏结果来得‘好’了，现在有什么不可能发生？事实上是有外人要阻止我们。”
杨子俊哽咽道：“如果做坚信的事，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这会是清晰的信息反映香港现时环境。”他告诉德国之声：“新政府上场时说，言论自由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里了。我们也愿意遵守任何新法律和条件，尽一切努力去办一个合法的书展也办不成，这件事就是证明现实并非如此。”
书展为何在香港举足轻重？
去年，在《国安法》实施后第一场由贸发局办的书展，有亲中组织发起行动巡查和检举涉嫌“违法”书籍，他们的目标主要针对关于反修例运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等题材的刊物。出版社山道文化也成为矛头之一，在书展期间，警方称因接到投诉，派警员到场查看其书摊，最终投诉不成立。而在书展结束后不久，言语治疗师工会出版的羊村儿童绘本被指控是煽动刊物，数名工会理事被捕起诉，还柙至今。
对很多香港本地的中小型出版商来说，一年一次的“香港书展”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曝光机会。短短七天的展销活动，每年吸引数以十万计人流，业内人士说部分公司更要依赖书展的盈利，来支撑全年运作成本。贸发局筛选参展商除了可能令读者接触到的书源减少，也会直接扼杀某些书商的生存空间。
每年书展的热卖书籍，也被视为香港政经状况的寒暑表——民间对政府和社会争议的取态，往往反映在书商的出品和销量之上。政治讽刺和评论刊物曾经多年都是媒体的焦点，一些异见书籍甚至会吸引中国内地的读者来港购买。
不过在后《国安法》时代，这些情景已经不在。今年的书展将于7月20日举行，至少3家出版社被禁参展。在媒体一再追问下，贸发局始终拒绝交代具体原因。当局表示，会提醒参展商为要展品负上法律责任，但坚称没有进行预先审查。有些获批参加的出版社向媒体透露，不会带敏感书籍到场展出。另外，也有长期参与书展、主打政治异议书籍的出版社表示，因为新书数量大减，决定不参展。
书本难产的关键
一本书由构思到面世，要经历出版、印刷、发行和销售等主要环节。本是中学教师的杨子俊在反修例运动受伤后放下教鞭，全职投身出版界，出版了不少批判或探讨政治议题的书籍。
对于不少在香港从事书业的人来说，现在日常面对的难题，大多不是来自当权者的直接施压，而是政治红线所营造的自我审查和恐惧气氛。杨子俊坦言，现时无可避免要进行审查，每次收稿后只能凭自己的认知，尽量客观地审视可能违反《国安法》和煽动罪的内容。
不过，最常遇到的障碍是出自印刷那一关。以往，厂商甚至过问印刷品的内容；现在，他作为出版方经常要与印刷厂商讨删减、修改字眼，他们才愿意承印。有时候即使他认为内容已十分安全或愿意妥协，但有些印刷厂仍会单纯因为出版社或作者身份而拒印。
即使国安法只是实施短短两年，业界的应对态度都有过不同变化。杨子俊说在初期，印刷商普遍抱观望态度，以安全起见不敢接政治书的生意；及后因疫情下经济转差，部分厂商愿意在修改字眼和封面后承印。可是随着李家超上任新一届行政长官，近几个月印刷厂的忧虑又再增加，担心他领导下的新政府会更严厉对待文化界。
凡此种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书本胎死腹中的机会，令商人对投资出版有所却步。有的人则寻求在外地出版和印刷，在网上出售或再尝试进口香港，台湾是其中一条热门的出路。例如有移居台湾的香港学者成立“1841出版社”，主力发行香港历史、社会、文艺作品，保育香港文化。其网页简介称希望于飘零离散的时代，“在台湾的自由空气中，讲述香港的核心价值”。
实体书、独立书店压力下不减反增？
香港一些大型出版社和连锁书店被中资控制，也有老牌集团不敌财务压力倒闭，这些阴霾都笼罩著书业。但在市面上，同时慢慢出现更多小型独立书商。在其他领域被急速紧缩的时候，有人转行卖书，例如由前记者创办的留下书舍、前民主派区议员成立的猎人书店，都是在近月开张，引来不少注目。
在电子书愈来愈盛行之时，出版实体书看似是夕阳工业，但在今天的香港，实体书却有特别的存在意义。杨子俊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下，网上资料可以被随时删除和封锁，实体书是有效保存记忆的方法之一。
纵然直接描述时事政治的题材正在减少，但他观察到，愈来愈多人转而书写香港历史和文化，希望留下记录，也更多人探讨香港城市身份的起源，“既然无法谈论现况，于是就谈殖民时代甚至更早以前的本土历史”。
他觉得在香港办书店很难赚钱，但现在它成为一种替代空间，让理念相近的香港人汇聚起来。“在政治大气候下，大家都不敢在网上讲话，在工作环境又要适应新规则。但是开书店好像给人一种希望，在那里我们仍然见到志同道合的彼此，以书会友。”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杨子俊疑被警员射伤右眼而广为人知，不时就警暴议题发声。事发近三年后，他今年突然被起诉参与非法集结，下个月要上庭应讯。纵然在线下举办书展屡试屡败，他还是坚持把“香港人书展”移师在线继续进行，消息传出后，有独立书店自发支持。
“香港每天太多不如意，好像没什么希望。正因为现今的政治环境愈黑暗，大家才愈需要找方法重抬力量，书本是很好的载体。”他说：“现实不能马上改变，但透过阅读别人的经历和分享，我们至少能改变自己，在黑暗时代中找到自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