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从个人到社会——医疗之路该何去何从?

“改革必须从上而下,若是由下而上必然会流血。”在谈论医疗改革之路时,翁诗钻医生这么说。2月22日的寻羊咖啡馆,与平日的热闹有些许不同。社区周围民众聚集一地,参与由临床血液疾病专科医生翁诗钻医生、极乐寺慈善医院首席执行长涂仲仪医生主讲;丘桦真医生主持的《从个人到社会——医疗之路该何去何从》社区座谈会。当政府医院承担着大多数国民的医疗需求,但预算有限;私立医疗提供高质量服务,但费用高昂,让人望而却步——在这样的现实中,医疗平权有没有可能?

先抛出一个伦理难题。

在公立医院,一位25岁的年轻人与一位65岁的长者罹患同样的重症,而医院只剩下最后一个救治名额。资源该分给谁?

现场的直觉反应是:年轻人机会更大,应该优先救治。

但换个角度想——65岁的长者,工作了45年,缴税从未缺席,一生都在为社会贡献。而25岁的年轻人,还在研究所求学,对公共医疗体系的资金支持几乎为零。如果资源不分给长者,你还觉得公平吗?

在道德与伦理题前,医疗平权如何诠释?

现场陷入寂静的沉思。临床血液疾病专科医生翁诗钻医生再给观众一道情景题:

今天,重症病房ICU的最后一个床位,送来了工地受伤的外籍劳工。这时,突然一位本地公民也因车祸需要重症病房,而外籍劳工一旦离开,存活的几率为零。剩下的最后一间ICU,应该是谁的病房?

这些例子,都活生生存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之中。面临决策的时候,往往涉及医疗资源的公平性,也牵涉法律和伦理层面的深层探讨。但需要注意的是,外籍劳工在政府医院治疗,所需费用比我们来得更高。

公立医疗,如何公平分配资源?

在马来西亚,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人民税收覆盖。这意味着社会整体承担了医疗支出,使得医疗费用相对低廉。走进政府医院,普通门诊只需一令吉、专科治疗五令吉,而治疗费用最高不超过五百令吉。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费用还可减半,而传染病患者则可享受免费治疗。

然而,仰赖税收支撑的公立医院,除了面临人手不足、行政上的挑战;资源分配亦是一大难题。每每到了年尾,预算可能濒临耗尽,导致资源紧张。医院必须在预算范围内运作,但无法拒绝患者,因此面临资源分配的困难。问题在于,医疗支出的决策权究竟掌握在政府、医院还是病人手中?翁诗钻医生提出。

谈到资源平权的课题,在政府医院,昂贵治疗方案与重症病房床位有其限额,如果今天只有五个名额,有十个病患需要,那谁会得到那五个机会?翁诗钻医生问。

“在政府医院,个人医疗支出不与税收挂钩,这意味着即使患者没有缴税,仍可获得医疗资源。这种共同承担风险的模式,保障了社会整体的医疗公平性。然而,是否应对高收入群体在政府医院就诊时收取更高的费用?这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伦理问题。”

某些案例更具争议性。例如,一名砂拉越的原住民儿童罹患血癌,需要35万令吉治疗费用。非政府组织在看见他的情况之后,将他与家人重新安置到城市,并寻求医疗援助。

后来,医院为他成功进行骨髓移植。长大成人的他,也成家立业。

倘若根据贡献原则分配资源,当初这位年轻的,甚至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的男孩将无法获得新生的机会。另一方面思考,为了救治他所花费的资源,可能会牺牲十名心脏病患者或一百名中风患者的医疗配额——这是否符合医疗平权的原则?如何分配,才是谓之为正确?

尚且没有一个定论。

私立医疗体系贵得有理吗?

而近年来,在全球医疗通膨的趋势下,医疗费用的高涨已成为焦点。人均寿命的延长虽意味着社会整体的健康改善,但随之而来的长期医疗需求、老年护理资源短缺,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让许多民众对医疗保障感到忧虑。

在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私立医院费用高昂的处境之下,怎样的医疗方案对人民来说才是更“人性”?右一为主持人丘桦真医生。

相比公立医院,私立医疗体系则完全依赖个人或保险支付;极乐寺慈善医院首席执行长涂仲仪医生表示,大马私立医院费用往往高得惊人。例如,骨痛热症的治疗费用可高达两万令吉,而一个简单的脓包手术也可能花费七千令吉。由于许多人持有医药保险,因长期支付保险费用,难免导致“自由餐效应”的心态,接受更多检查,最终简单的疾病也使用了昂贵的治疗方式,使得医疗资源被过度使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提升保费,最终加重全民负担。

而涂仲仪医生总结出私立医疗费用高昂的几个原因:

  1. 财团资本的介入: 私立医院多由大型财团运营,当投资越多,收入需要达到更高的投资报酬率。
  2. 通货膨胀与人力成本: 私立医院的员工薪资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医院运营成本也随之增加。
  3. 医疗保健旅游的冲击: 在槟城,30%的病患是本地人,而70%则是持有保险的外国患者。许多优质医疗资源被有经济能力的外国人占用,使得本地人难以获得足够的床位。

且医院购入先进设备,一台数百万令吉的磁振造影仪(MRI),便需要一年百分之十的维修与保养费。也只有在持续使用之下,才能将亏损降低。如此一来,容易产生医疗过度的情况。

慈善医疗:可行的替代方案?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一些慈善医疗体系开始探索降低医疗负担的可能性。例如,槟城极乐寺通过骨灰阁的投资收入推动慈善医疗,每月营运费用将近四千万令吉。慈善医疗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低价医疗,更是建立一个可负担的社会福利医疗网络,为民众提供更有人性的医疗服务。

涂仲仪医生说,虽然人均寿命延长,但研究显示,人最后7年的时间是失能的。,因此延长健康周期才是关键。

在政府医院大排长龙,早已见怪不怪——白内障手术需要排期六到九个月,而膝盖手术的等待时间可能长达一年。涂仲仪医生反问,有没有可能在雪隆一带也推行类似的慈善医疗,减轻公立医疗体系的负担?

健康,比医疗更重要

翁诗钻医生说:“健康(Health)与医疗照护(Healthcare)并非同义词。医疗是面对疾病时的救治,而健康则是一种储蓄,需要从年轻时就开始累积。”

医疗和生老病死,既是宏观的制度课题,也有微观的个人课题。翁诗钻医生与文玉工作室合作,出版新作《迷宫:医疗路上千万里》。

每天久坐、不爱运动、不愿意走几步路,最终都可能在年老时付出更昂贵的代价。然而,我们的健康教育似乎出了问题——许多人将“健康”误解为“找到最好的医生”,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生活习惯。

事实上,疾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自愈型,例如普通感冒;第二类,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改变结局,例如某些末期癌症;第三类,及时治疗能够显著改善病情,例如心脏病、糖尿病。他们认为,真正需要教育的是对第三类疾病的认知——如何预防、如何及早发现,而不是一生病就往最贵的医院跑,继而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健康的关键在于日常累积,从小养成运动的习惯,减少对医疗的依赖。理想的人生不是在晚年承受漫长的病痛,而是尽可能健康地生活。如果要说一种正确的健康宣导——涂仲仪医生说,从延长生命周期到延长健康周期,在人均寿命提升的年代,也尽可能保持健康,让生命回归一种自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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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馨元

xinyuan@theinterview.asia

访问网记者、编辑。中文系毕业生,著有诗集《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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