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进入尾声,SST扩大征收已实行五个月。尽管政府强调主要影响对象为高收入群体与外国人,并推出相关支援与豁免机制,但在成本攀升、全球贸易动荡与内需放缓夹击下,中小企业的实际承受力与政策设想之间仍存在落差。
在“开源节流”、“智能与数字化”成为经济转型主轴的大背景之下,税务改革已不再只是财政操作,更是一场横跨政策、企业与消费者三方的系统性考验。
SST扩征的子弹飞了一会儿,落实成效究竟如何?中小企业如何在无声成本中寻找生存和转型空间?税务改革是否是经济转型环境下必然的转变;而政府的改革节奏,能否在各方压力下找到平衡?
自2025年7月1日起,政府正式扩大销售与服务税(Sales and Service Tax,以下简称SST)的征收范围。进口水果、高端海鲜等非必需品被纳入销售税行列,税率介于5%至10%;而租赁服务、建筑工程、物流、私人医疗、私立教育与健康护理等行业,则被归入服务税类别,税率落在6%至8%之间。
根据《经济报告书》显示,2024年服务税税率调升至8%后,SST税收已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3%,比2023年增加0.4%。随着2025年进一步扩大SST覆盖范围,政府预期可额外取得约50亿令吉税收,相当于GDP的0.2%。
但问题是,SST在民间与中小企业的实际执行情况,是否真能如这些预估数据般顺利、甚至达到预期成效?

中小企业面对的影响与压力
迈入2025年,营运成本攀升、国内外需求放缓,再加上关税牵动的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已对中小企业造成显著冲击。此时,本应拥有半年甚至一年的缓冲期的税务改革,却在7月1日快速落地,直接进入企业与民众的日常运作。
首相兼财政部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多次强调,本轮扩大征税的主要影响对象是高收入群体与外国消费者。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也指出,这项税务改革是《2025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延续,政府在设计政策时已加入多项豁免条款,以避免出现双重征税,并确保基本民生用品与服务不受牵连。
然而,现实是否如官方所述般平稳?企业与消费者所面对的实际感受,又是否与政策初衷一致?

财政部税务改革委员会成员、亚企理财中心税务与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源指出,政府在本轮税务改革中的确倾向向“有能力承担税负”的人群征收税款。
既然政策并未直接触及B40与M40群体,其目标自然更集中在三类族群:第一,属于高收入阶层的T20群体;第二,长期居住在大马的外国人;第三,则是企业与商家。
(注:B40指低收入群体,家庭月收入低于RM4,850;M40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月收入介于RM4,851至RM10,970;T20则为最高收入阶层,家庭月收入超过RM10,971。)

2025年中旬,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简称中总)与零售连锁协会先后提出呼吁,希望政府调高SST征税门槛,并延后落实时间,以给予企业更充足的缓冲期。
如今距离SST正式推行已满五个月,中总总财政拿督孔令龙指出,这项改革的冲击已逐步显现,其中又以建筑工程与租赁领域最为明显。
“除了改革推行过快、缓冲期不足之外,问题的根源还来自不合理的征税门槛。”他强调。

在建筑工程领域,建材成本动辄便突破150万令吉的门槛,一旦被征收6%服务税,整体合同金额与建材报价势必受到牵动;而在商场与企业租赁服务方面,年租金往往轻易超过100万令吉,同样被纳入征收8%服务税的范围,让业者承担额外负担。
零售连锁协会署理会长拿督刘明也指出,零售业多年来已面对电商与外来企业的双重竞争,如今租赁服务开始课税,无疑将带来进一步冲击。
“尤其是商场里的店家,若无法完全吸收租金上涨的成本,最终将势必把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进而在经济上引发连锁性的负面效应。”

中总今年9月发布《商业与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指我国中小企业对2025年的经济及商业前景持谨慎悲观态度。
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在SST相关成本上的压力仍未缓解。79.5%参与调查者表示经商成本增加,67.8%指出利润空间遭受压缩,49.1%则坦言行政管理负担加重。
此外,参与调查者普遍认为,SST执行上的三大主要问题包括:法规术语与定义不清晰(56.1%)、可征税与免税商品分类复杂(53.1%)、多项公告和文件之间产生混淆(49.8%)。
(注:《商业与经济状况调查报告》为半年一次的调查,本次于2025年7月10日至8月11日之间进行,共收集到777份回复。)

SST和GST对比,视角过于单一?
SST最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在于两个税种归为单层征税制,形成重复征税的灰色地带。蔡兆源亦坦言,SST存在重复征税之可能性,确实是本次税务改革较为不完善的部分。
广大公共讨论中,经常将销售与服务税(SST)、消费税(GST)视为两套可互相替换的税制。蔡兆源提醒,这种并置隐藏着一定偏差。
税务改革并非单一政策转换,其公平性和完整性,必须政府与民间企业组织在不断的对话、调整中达到。
“很多人也说政府不应该配合SST推行电子发票(E-invoice),应该改为推行GST。可是这个说法实际上也不成立,从税务技术角度出发,电子发票就是GST的一部分。”蔡兆源表示。

政府应采取何种政策帮助中小企业缓冲?
既然如此,政府已采取哪些行动尽可能完善SST税务机制、并协助中小企业适应制度变化?
孔令龙指出目前政府已推进的支援措施包括:
一、拨款应对成本上涨压力
政府于2025年拨款约400亿令吉,用于多项企业扶持措施,其中包括:融资担保计划、低息贷款、援助金补贴,帮助企业应对成本上涨压力,并缓解现金流紧缩问题。《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为本地企业家提供的贷款和担保额度从400亿令吉增至500亿令吉。
二、提供税务减免,推动数字化进程
《2026年财政预算案》提出“Raise the Ceiling,Raise the Floor”,着重提升企业生产力以及竞争力;其中重点推动数字化、智能技术应用,并为相关投资提供税务优惠。
为加速电子发票落实,政府宣布企业在电脑硬件、软件与系统的相关投入可享100%税务扣除,并额外获得5万令吉特别扣税,以协助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尽管如此,SST所涉及的企业领域仍存在混乱与不确定性。基于业者反馈,中总《商业与经济状况调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提高征税门槛至300万令吉。
- 降低新增服务税率(如建筑、租赁)至4%,直到2027年再视经济情况检讨。
- 为所有项目类型(除不可复审的合同外)提供36个月豁免期限。
- 呼吁政府邀请利益相关业者共同检讨,确保企业获得更清晰的SST实施指南。

税务改革、经济转型,是否缺失方向?
蔡兆源指出,自SST实施以来,民间普遍认为我国税务改革缺乏清晰路线。他强调,我们应该回到根本去了解——所谓改革,究竟是什么?如今落实到哪一个阶段?
税务改革的根源,实则是经济转型。
政府推出新工业大蓝图、能源转型路线图、国家半导体战略等计划,期许大马于2030年达到昌明经济目标;《第13大马计划》中也拟定经济转型与改革的执行标准。
若从生活成本层面出发,政府持续派发援助金解决生活成本高涨问题,并非长远之计,因此以开源节流为出发点进行财政改革。首先,援助金机制必须合理化;其次,进行电费重组、汽油重组、柴油芯片重组等工程,节省必要开销中的花费。
而税务作为国家最主要收入,自然也纳入改革范畴。

孔令龙亦认为,税务改革在经济转型阶段属于必要之举。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约有78%至80%来自税收,无论是直接税或间接税皆包括其中。以《2026年财政预算案》为例,预计约78.8%的财政收入源自税收。
他指出,国家财政高度依赖税务体系,若不及时进行结构性改革,未来恐难以支撑财政运作。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至20%部分税收可能因漏报而流失,当前政府也正推行电子发票制度,有望追回税源,改善财政收入状况。
跳脱企业框架,从大环境来看,SST的优点也在于政府能够把征到的税收重新整合、分配,用以帮助M40和B40群体。
以上一切计划的目标,皆是为了从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素质;“Raise The Ceiling,Raise The Floor”,不仅是针对民生的口号,也是一场改革过程。
蔡兆源总结:“改革必定带来阵痛,良药苦口,我们不能仅仅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全球经济局势动荡,短期间不知何时稳定,可是改革的步伐还是要前进。”

“持续备战”:中小企业为转型采取战略性行动
税务改革已是现实,中小企业如何采取策略性行动,为转型做好准备?
“作为企业、商家,我们无法控制SST的全面推行,更无法控制全球经济局势。基于这样的情况,企业更需要思考新的商业模式。”YYC税务咨询中心首席执行官拿汀叶欣向表示,中小企业如今身处“英雄造时势”的时代:“唯有紧跟局势,了解豁免机制、调整或重组自身生意模式,才能保持竞争力继续走下去。”
YYC税务咨询中心税务讲师周德谦则提醒,企业必须了解成本上涨的原因,在维持合理成本的同时保持市场竞争力。
周德谦指出:“如若两个商家销售同类商品,一家懂得善用豁免制度、懂得调整业务模式,另一家则一成不变地缴税,前者的竞争力必然更强。”

Vanilla Crepe是连锁甜品店,在各大商场拥有分行,SST扩征后生意模式受租赁影响极深。
Vanilla Crepe集团首席执行员兼联合创办人廖胤杰将SST称为“无声成本”,本次亦做出不少策略性调整,以便减少营销预算。
“在这次改变中,我们尽量避免将成本直接转嫁给顾客。”
他表示:“我们更重视培养长期消费者的忠诚度,而非在短期间修复损失的利润。比起调涨价格,更倾向在幕后进行调整,做好自身盈利管理。”
Vanilla Crepe已采取以下几项隐性方式,吸收SST造成的额外成本:一、微调价格结构;二、推出优惠与季节性价格;三、重新设计菜单,调整食材来源与分量;四、更重视线上销售布局与数字化系统。
“这本来就在我们的长期计划之中,但SST扩征确实推动我们加快多渠道布局与数字化系统。”他强调:“数字化让我们降低对高租金商场的依赖,同时用更小、更灵活的空间服务更多顾客。这不仅是节省成本,也是未来餐饮零售的方向。”
这次税务扩征固然影响整体营运,波及客户体验与门店扩张计划,然而他也指出:“最终生存下来的,会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企业。我们将这次改变视为重塑品牌体验的机会,而不是政策下单纯的被动反应。”
改变不仅为了应急,而是确保企业走向长期、可持续的转型。

SQL会计软件负责人兼零售连锁协会副财政陈玉玲指出,政府目前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经济转型方向并没有问题,但核心挑战在于:政府要如何带领商家与各类企业,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若政府没有提供清晰、统一的指引,政策与企业的步伐就很容易出现脱节。
以电子发票为例,政府原本规划于2023年10月启动全面落实,如今逐步延长至2026年1月1日。从企业角度来看,长达两年半的缓冲期,其实有助逐步调整系统、流程与人力;然而,许多企业并未充分理解这段时间的价值,无法如何有效利用过渡期进行准备。
陈玉玲指出,SQL会计软件目前拥有约30万名用户,面对庞大的用户群体,系统供应商必须成为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桥梁。“我们的责任,就是让用户在政策频繁变动的时期,不需要自行摸索、不需要感到慌乱。”
过渡期必然带来挑战,但若工具能够协助使用者适应节奏、减少混乱,企业便能够相对平稳地走上转型道路,不至于在变化之中受挫。

无论是SST扩大征税,抑或大马经济转型的各个关键节点,“持续备战”都已成为企业必须保持的常态。
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沟通磨合、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从来不是能够轻易协调到位的过程;叠加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势必让各方承受压力。
在多重挑战交织之际,政府与企业能否持续对话、找到相对平衡,将成为检验改革成效的关键。2026年将近,这场围绕经济、税制与适应能力的拉锯,仍未停歇。





